一、近现代文献外观表象成因及特征
近现代文献（后简称文献）、外观表象，指的是人在三维空间视觉范围内，所感知到文献外表的一切。个体表现为：形状样式，是单页、多页，还是卷轴、本册，长、宽、厚的比例又是多少；是文件、证件，还是报刊、杂志。残破症状，裂口、折痕、破洞、缺残等状态。陈旧程度，糟朽、失色、阴涩等自身老化和外力污染所造成的光显现象。瑕疵症候，光照、辐射、虫蛀、水浸、高温烘烤、埋压等不应有的外力直接作用，所造成的瑕症。
文献的外观表象是纸张的分子结构中原子键松散、减弱的变化，和人类在制取、运用、翻阅、传递、张贴、贮存等过程中，共同作用而造成的。所以说文献外观表象，是运用和贮存环境条件的反映。真实文献的外观表象的表成，是自然无意识形成的，符合规律，合于情理。而伪造、编造、篡改、复制品等假冒赝品文献，其制造和贩售才为赚钱谋利，或为取得某些荣誉，有意识的、有目的地人为急速地造作一些症状瑕疵。因为不是自然形成，违反形成规律，症状瑕疵中显露出“症状瑕疵”，只要仔细观察，就能识别出来，从而成为确认文献赝品的依据。
二、赝品文献在外观表象上暴露出的症状
1.越值超限，症候失度
文献的颜色、光泽、残破、陈旧、糟朽的范围和程度都有一定度量值域，赝品文献越值超限、症候失度屡见不鲜，仅举两个普遍而极端的例子。
前段时间，在几家纪念馆、
展出了《抗日十大纲领》，纸张表面洁白、质地优良，平展崭新，四边成90度直角。一看就知是用现代复印机复印出来的，却标明1938年印制。
这种现象被披露出来之后，类似的印刷品走向极端，在表面刷涂了一种乌灰色，晕暗难辨。现在大街上销售的《1936年·老北京风俗地图》和《1950年·北京市街道详图》，就是明显的例证。其实用不着弄成这么阴暗，售价又不太高，直接用洁白纸印刷，标明是复制品，丝毫不会降低其价值，而且销路会更好。
2.症候之间相互矛盾，情理不通
赝品文献的症候相互矛盾，抵触的现象多种多样，难以概括全面，仅举归类几例。
旧色与残破不一致。《湘鄂农民协会流通券》等大革命时期的标证、文件，以不菲的价格在重庆、武汉等几城市摆摊销售，标的正面呈不均匀的酱紫色，仔细观察才能识认出“湘鄂农民协会流通券”“五串”“民国十五年造”等字样。造成酱紫色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浸泡入酱紫色液体之中，二是用酱紫色刷涂。在造券或流通过程中，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刷涂这种颜色，所以只能是浸泡子酱紫色液体之中，贮存环境是恶劣的，那么票证整体受污染应当是一致的。可该票证的背面却洁白如新，斧头、镰刀图案清晰，四角边整齐如刀裁。显然旧色与残破矛盾，解释不通，是赝品无疑。赝品的这种症候，是由于伪造者经验缺乏，印好之后仅用颜色在正面刷涂一遍，而背面没有刷涂颜色。
残旧状态与贮存条件相悖。平展文献一般在桌案、箱柜、台架等用具叠压、贮存、撂放，卷轴、异形文献一般放在合内，或卷 轴叠压撂放特殊情况，放入水中，埋在土内，或置于墙内。文献的残旧状态是贮存条件的反映，见到残旧状态就可推断出大致的存放环境和条件。《孙子兵法十三篇竹简1913年抄件》，单页纸三十余张，每张大约横长90厘米、竖宽30厘米，每张单页篷松卷起，没有任何折叠压力痕迹。由此残旧状态，其他纰漏不说，就可确认为赝品。因为与贮存条件相悖，像类似的文献存放，要折叠或卷起，肯定会留下深重的折痕或压痕，不可能这么蓬松，不是1913年时的抄件。“毛泽东在延安读过的《资本论》”，该书是郭大力译作《资本论》，虽已破旧，还基本完整，是1938年出版印制的。捐献者说是1974年在延安枣园附近地里发掘的，是1946年毛泽东撤离延安埋在山洞内的，最近发大水露了出来。捐献者所说的是事实，确实发现了几十箱书籍，但都糟朽一团，根本翻不开页，最好的中间还保留几页单张的纸，纸上字迹多数分辨不清。从捐献的《资本论》完整状况，就可确认不是1946年撤离延安时埋在地下的书籍，更不是毛泽东读过的《资本论》。
残破伤痕，位置颠倒。竖行右开本书籍、刊物，翻阅时多用右手母食指翻页，右下部书籍反折窝起。因此书页中部有污迹与破损，右底下部书页篷松、磨损。《天朝纲目汇编》竖行右开抄本书稿，厚百页，装订齐整。奇怪的是书页中没有污迹破损、右底下部书页没有磨损迹象，而磨损、污迹、裂纹却在书籍的右上部天头处。这种伤痕位置颠倒的现象实在少见，情理不通，没有人倒着看书。不过此现象可以说明不是正常阅读翻折造成的伤痕，是急速人为造作的，是赝品。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是伪造此书者，为使别人相信，雇用他人快速翻折（所谓作残作旧），被雇用人不理解其用意，翻折错了方向。
3.画蛇添足，出现不应有的症状
按规律正常情况，不应当有的、不会出现的症状，在赝品文献却出现了，举几例说明。
例一，卷轴中堂，虫蛀孔（洞）满天星。《林则徐手绘江山图》，七尺长、二尺五寸宽的卷轴中堂，整个天头和画心上部，出现了如同天空星星般的孔洞窟窿，麻麻密密，洞孔的大小形状基本一致。按常规，按情理是不应当出现这种孔洞的。存放卷轴中堂，只有悬挂和卷起捆放两种方式。悬挂时蠹虫不可能这样蛀噬书画。卷起捆放时蛀噬状况，不是满天星，而是螺旋状孔洞，从大到小。仔细观察孔洞不是蠹虫所蛀，是人用香火头厾烧的，因为周围边缘有糊边。人为厾烧说明了什么？是造假虫蛀，以骗人，那当然是赝口了，真实文献谁舍得人为摧残，故意毁坏。
例二，粘贴裱糊之后，再盖公章，上世纪90年代河南一人拿出《借给县政府十万（现）大洋收据》，要求政府兑现偿还。该收据非常特别，中间一小条写着借款人及借款数量、日期等，这个小条却粘贴裱糊在一张比较大的纸张上，在小条与大纸结合处，盖着一枚方形县政府大印章。见到此种状况，就可确认非政党行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么大数月借款，又有这么大纸张，何必写在小条上，粘贴裱糊后再盖章，吃饱撑的。这是伪造者无知所为。
例三，介绍信带编号存根。近代以来，介绍信格式化通用之后，一般都是正文与存根两联，两联在一起，中间有编号和骑缝章，用时从中间撕开。正文是介绍某某去做什么，身份，年月，下有
，编号。存根文字内容与正文基本相同，姓名、身份、何处、行为和编号等，以备存储与核查（单独、用信纸写介绍信，另当别论）。凡开介绍信者都明了这个道理。《介绍张铭元第中共党员》的介绍信，除了正文（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等外，存根还联在一起，寄缝处有公章（字迹辨认不清）、号数，文字同正言语，右下部有类似公章，存根右部没有任何装订证状。正常情况，这种事件不会发生，非常时期发生此类事情，也解释不通，只能说是伪造的。后经多方证明确系本人花钱伪造了一份，企图混入中共党内。
4.无法传递、悬挂贮藏运用
制作印制书写的文献，就是为了运用。要运用就必然经过传递、阅查、悬挂、贮藏等过程，真实文献必然符合其中条件，在外观表象上显现出来。而一些赝品文献却没有应有的症状。
《民国大总统布告》，白色胶版纸，长（横）约1.5米，宽（竖）约1米，胶印楷体大字，单页卷桶状，无折叠痕迹，背面写有毛笔大字“安徽都督倪嗣昌”（应是倪嗣冲）。按背面所写应当是由北京发出，直送或邮递到安徽，可照布告的现状态是无法携带或邮递的。要发出就必须折叠包装，或卷紧包装，没有任何包装的痕迹。再说，《布告》是公开张贴的文件，这么大张的纸张固定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固定在墙上？《布告》又没有任何固定痕迹与症状。这只能说明《布告》没有经过传递，也没有张贴过；也不具备存放这么多年的条件，没有任何贮藏的症候。如同一双长三尺、重三斤的金质“筷子”，样子像筷子，其实是金条，不能用，也无法用，更不好存放，是一些人独出心裁专门制造的。
赝品文献在外观表象上的症候多得很，远远没有赘述清楚，笔者意在抛砖，有待于文物工作者，特别是近现代文献工作者去发现、总结和揭露，使赝品文献无藏身之地。
（摘自中国文物报 2007年8月22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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