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宋濂题赵孟頫书《大洞玉经》云：“初临思陵(宋高宗赵构)，后取则钟繇和羲献，末复留意李北海”。此后，涉及赵孟頫书法经历的文章，大抵沿袭此论，或在此略有细分。但是，我们如果不对宋濂这段话仔细考虑、品读的的话，这段话足以导我们误入歧途，人云亦云的跟着认可赵孟頫书法取经的三段式。
以往对宋濂这段话的解释，大致是这样：
第一句，“初临思陵”。“临”，在学书中，是指对照某人的作品，一笔一画的学习。解释成今天的话就是：早期学书法的对象是宋高宗赵构。如果再作进一步推测，从他的早期作品以及宋高宗赵构的书法构成来看，还可以看出赵孟頫由学习赵构，进而上探隋智永以及南朝诸贤，这在他３２岁前即已收齐《淳化阁帖》可以作为证明。
第二句，“后取则钟繇和羲献”。这句至关重要，它关乎子昂一生的指归，这就是赵孟頫向钟繇和王羲之父子学习。原句中重要的、也是被后人忽略最多的，就是这个“则”字！这个“则”字，是子昂终其一生都未曾悖离的根本，是“法”、是“规则”。如果断句的话，可断成：“后，取则钟繇和羲献”，而取“则”之“则”，就是“法则”、“规模”的意思，就是笔法的根本。在某种意义上，解释成一种“信仰”，“信条”必须终身恪守，似乎更能让人们理解。因钟繇诸帖未有墨迹摹本存世，而王氏父子的笔迹，元代还能见到墨迹摹本，所以，赵孟頫的书法应该是魏晋风格。加之《淳化阁帖》中二王法帖的补充，赵孟頫的书法根基，是深植在二王土壤上的这个基本事实，通过上面所述，应该是清楚了。
第三句，也容易引起人们误解，原句是“末复留意李北海”。按通常理解的是，赵孟頫最后又向李邕学习。我们不妨将此句拆开分解一下，一是“末”，解释为“最后”，当不会有异议，或者指赵孟頫晚年；二是“复”字，可以理解为“又一次”、“再次”；三是“留意”，可以理解为“关注”。不可牵强为“转型”风格趋向李北海的意思。如果连起来，可以解释成：“晚年又再度留意唐代李邕的书法风格”。李北海的书风可能“很合赵孟頫品味”，故而说“留意”。从二人的书风看，赵孟頫有所借鉴是可能的，绝没有取法的意思，如果说取法，那就很成问题。因为，自唐开国，一直推崇王书，李世民深研王羲之笔法，贞观以降，学书人莫不以王书为指归，纵观终唐一代书法大家，或取王之“筋骨”成其面貌，或取王之“血肉”演成家法，虞欧褚薛如是，颜柳如是，李北海亦如是……赵孟頫既然以王书为“取则”，恐怕概莫能外。况且，虽然李邕、赵孟頫晚年都趋于雄强一路，但李邕的雄强，体现在纵横齐整，用笔骨骼外化，虽曰曾取法王书，但晚年尽去其迹；赵孟頫则不然，晚年用笔神行老健，苍秀流宕，虽转益多师，终不离王氏脉络，这是他们的分别不可一概而论。其实在对赵氏作品的通览中，我们不难看出，赵氏的书法学习轨迹，就是以魏晋人为底蕴，以二王为指归的过程。
赵孟頫一生中写过数本《归去来辞》，因分属不同时期，作品的风格略有不同，于是就给一些仿冒品掺杂其中创造了机会，所以，同为赵孟頫书《归去来辞》，有的就存在疑点和问题。记得某年秋拍，京城某拍卖公司以数百万元的价格拍出了“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是卷末署“延祐五年二月廿八日为云山书。子昂。”赵孟頫殁于元至治二年（1322年）69岁。延祐五年，赵孟頫时年65岁，仍仕于大都。查任道斌先生所著《赵孟頫系年》一书载：“十一月二十七日，孟頫书二体《千字文》。二十九日，以前日书二体《千字文》赠崔晋。是月，书《归去来辞》。”书中并未记载“延祐五年二月廿八日为云山书”《归去来辞》的事。
辽宁省博物馆与上海
别别藏有赵孟頫所书《归去来辞》，是卷与“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相隔有年，持较前者，当然全无相类之处。赵孟頫早、中、晚三期的书法面貌各具特点，虽然不可混淆，但赵孟頫用笔的基本方法，在这三期中却是一致的。含蓄、姿媚是他的特点，离开了这些，我们在观赏之时，恐怕就要仔细了，就要问个为什么了。因为他一生都在精研王羲之笔法，只是“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而已。
赵孟頫书法用笔显著之处，也是一般临仿赵孟頫书法或伪造赵孟頫书法的人都难于做到的，那就是他用笔的“弹性”，套用古人一句话，就是“无往不复，无垂不缩”，点画在他的笔下，是饱满的，充满张力的，仿佛橡皮筋，有拉开回缩之趣；相反，那些不知赵孟頫用笔的仿冒者，点画是扁薄的，没有弹性的。所以，在学习、辨别赵孟頫书法的时候，如果理解了他笔下“无往不复，无垂不缩”这八个字，恐怕就找到了学习赵孟頫书法、特别是其用笔施之点画的门径。
如果我们按“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卷末所属年款看，当是赵孟頫65岁时所书，那我们再翻过这一年，时延祐六年，赵孟頫应仇锷之子仇治之请，书写了柳贯代撰的《仇锷墓志铭》（见下图），两作比较，读者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差距。
如此，我们姑且偏颇，就以《仇锷墓志铭》作依据来分析“赵孟頫书《归去来辞》”中让人生疑的地方。
“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是我们“熟悉”的赵孟頫晚年的风格，是作一改赵孟頫中期书法流媚丰腴的特点，变成“浑劲苍秀”的风格。“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从作品大致轮廓上看，的确是赵孟頫晚年的风格。但是，有比较才有鉴别，就赵孟頫延祐六年所书《仇锷墓志铭》与“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卷末所署年款“延祐五年二月廿八日”）来看，两作相隔也就是一年时间，如此短的时间内，赵孟頫的书法外观应该不会有所变化，因为它绝对不同于书于大德四年的《归去来辞》。如此，将“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与《仇锷墓志铭》互校，应该是可行的。
我们先从这两件作品中选出相同的字，看看它们之间的似与不似。似者，指的是大致风格近之，只是点画细部有问题；不似者，就是将两作中相同的字拈出比较，当下立判。限于篇幅，现将两作中相同的字开列如下：
“不、往、者、之、追、实、其、是、而、前、路、子、三、出、将、交、我、求、亲、事、西、或、向、泉、涓、木、感、休、赋、乐、夫、天、命、延、祐、年、云、山、书、亦。”等凡40字。
这件“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卷末跋文称，前三行为明人所补。这确实能给藏者在心理上一些补偿，但对于这件作品却不能用瑕不掩瑜来形容，因为它还在诸多地方存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忽略，也可以不忽略，忽略不讲的是人情世故，不忽略的是学术研讨。当然，检讨这件作品的不是，不属于“吾辈数人，定则定矣”，而是“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权当抛砖引玉。
那么，我们试举几例来和大家一起探讨，看看这些问题是否是真的存在，还是子虚乌有的编派（单字比较，上行为《仇锷墓志铭》选字，下行为“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选字）。
我们先来选相像的。
在“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中有“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和“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二句，分别出现两个“有”字，《仇锷墓志铭》中有“刘氏居麻沙村，疃中雠诬其有反状”亦有“有”字。将前者与后者比对，尤其是“将有事于西畴”的“有”字，确实与《仇锷墓志铭》中的“有”字非常相像，但遗憾的是，第一笔回环之处便见出自运与临仿的区别。前者回环处略有停顿，显得犹豫，后者则一笔完成，相当自信。“有”字第一笔完成后即进入“月”字的书写，《仇锷墓志铭》中的这个字写得虚实相映，用笔提按有序、自然合理，而“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中的这个字就写得局促，尤其是竖折勾，是为书者笔功不逮的例证。
其次，我们再看《仇锷墓志铭》中的“……狱致是乎……赋民而……”中的“是、赋”和“家临武备寺”的“临”等三字与“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中“觉今是而昨非”“临清流以赋诗”的“是”与“临、赋”等三字比较。
第一，赵孟頫虽用笔顿挫，但不能到刻意、夸张的程度；第二，赵孟頫用笔起止，均细致妥帖；第三，赵孟頫结字流畅却不油滑。以此三点来比较二作中的“是”与“临、赋”，还是可以看出问题的。“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中“是”字末笔，顿挫逶迤太甚，虽然赵孟頫晚期书法中“人”“从”的末笔都有顿挫波折，但没有做作的味道，此“是”字末笔颇类黄山谷的风格，太刻意、夸张。帖派书家很是讲究用笔的，细致处，金针度人。我们看二作中的“赋”字，尽管字的轮廓不差，但细究点画，分别就出来了。“临”字亦如是，一个写得“荒腔走板”，一个写得“游刃有余”。书家的心手都是有次第的，胸次高，手下自然妍雅，胸次低，手下难免猥琐。将这两件作品中的“是”与“临、赋”比较，一精致一粗率，看得极分明。况且，《仇锷墓志铭》虽是赵孟頫晚笔，但铭文系别人所作，只是碍于名气，署上了赵孟頫名字，这在做人和性格方面，均会让子昂心里多少有些不快，故评者谓，不是子昂“精心”之作，那么，如此“率意”的东西，反倒不如“为云山书”，显然说不过去了。我们还可举出“既以心为形役”的“役”字和“门虽设而常关”的“设”字末笔，将这两字与《仇锷墓志铭》中“闻有旨罢其役”和“设官赋民”的“役”“设”比较，就能看出精细稳重与荒率粗鄙的分别。赵孟頫书法的流畅性是自始至终的，一字之内，数行之间，都典雅规矩，收放自如，绝没有“一发而不可收”的表现。傅青主“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移来恰好为“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作注脚，因为支离与“直率”恰好就是此作的特点。再有，二作之中的“求、前、实”等相同的字，比较之下还是有问题的。例如在“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中的“求”字，竖笔偏细，字内引带勉强，用笔浅薄；“前”字左边“月”中二短横失当，似乎书者太急于过渡到右边的“立刀”，而《仇锷墓志铭》中的这个字，写得清清楚楚，引带合理，“立刀”的写法也见出两作书者间的不同。“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的书者显得相当急躁，具体表现在“立刀”的末笔，还没到“位”，便急着收笔，拐出去了，而《仇锷墓志铭》中这个字的“立刀”末笔则恰到好处，整个字行笔裕如自信，甚是稳妥。“实”字的写法问题出现在末两笔。此字偏狭长，写不好犹如“一张梯”，《仇锷墓志铭》中的这个字的末两笔，变撇捺为左右两点，稳稳托住了上面纵长的部分，见心思耐看；“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中的这个字却似乎欠缺考虑，将此字末笔写成撇捺，心机上已经不如《仇锷墓志铭》巧妙，笔画上亦不见从容，长横画尤为抛筋露骨。
还有一看就不像的。
诸如：“泉、布、山、年”等字，不论用笔还是字的结构，都能看出与《仇锷墓志铭》中相同的字的差距，其他二十余字症结和问题亦复如是。至于还有一些字的偏旁、二字之间的引带等。如言字旁、三点水、提手旁、木字旁等，都与赵孟頫晚年的写法有出入。“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中“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原作中将此句书为“审容之膝易安”，这句恐怕知道陶渊明《归去来辞》的，都会熟练的背出，可此作中写成“审容之膝易安”，读着不仅拗口，写错了也未见圈点去，更未见在卷末注明，这样的过失岂是做过儒学提举，翰林学士，集贤学士，荣禄大夫的赵孟頫所为？我们不是苛求此作作者不能错，可错得离谱，就是问题了）。三句中的“无心”“而知”和“易安”二字之间的牵丝，非常机械。给人家写字，要努力做到更好，“易安”二字牵丝极为勉强，“无心”与“而知”四字分列两行，牵丝斜向平行的写法，也实在不够高明，书者不够认真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不像赵孟頫的为人。“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中凡有四处二字牵丝，除这三处之外，“世与我而相违”的“而相”二字虽与周遭不像粘连，但此二字写法拙劣，总此四处，非但没有美化作品，反倒有丑化之嫌，是为恶俗之笔（见左上图）。
更有具体到点画上，归结起来大致有：
一是捺脚的收笔颇尖锐。
赵氏书法捺脚有他独特的地方，即轻按、停蓄、藏锋或出锋，给人一种含蓄、停匀的感觉，既美化了字形，又照顾到全幅字的和谐统一，这一笔上绝不做出夸张的重按出锋，锋脚特长的写法。延祐六年书《仇锷墓志铭》虽然对此法略有改善，间有出锋之笔，但用笔一波三折，有如江河之势，尽管如此，也未做出伸拳出腿，置全字于不顾的夸张之笔。
二是戈法局促。是作中涉及戈笔，皆斜画直下，生硬而不知用笔，间或有微作弯曲者，亦看出迟疑不决，是为俗笔。是作作者不知赵书戈法用笔绞转之妙，一拓直下，筋骨外露，比较赵孟頫书《仇锷墓志铭》中的戈笔，一个铺毫直下，毫无内涵，另一个则是用笔绞转讲究，遒劲内敛。
三是横画、横折、弩法等皆不是赵书风格。
尤要特别指出的是，赵书侧锋用笔是有比例的，绝没达到滥用的程度，而此作中的侧锋则使用过多。凡是学习书法的人都知道，用侧锋取势是一捷径，但若滥用，则“奇怪生焉”。
赵孟頫于延祐六年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楷、行、草互用，它是研究赵孟頫晚期书法风格最有力的佐证，读者可以自行比较。
赵书向以圆润遒劲著称，我们试用一个椭圆型圈圈罩住赵字，那些“伸拳出腿”者，从根本上就悖离了赵书的准则，真伪也就好辨认了，尽管这样的比较是机械的，不够“艺术”的，但很可能实用，读者不妨试试。我们还可以从“书卷气”是否具足来考较，不论点画不谈用笔，纯做气象观。我和同事尝讨论吴仓石的字，他戏称缶老的字像“官僚体”，意为霸悍倔强，“目空一切”，仔细品味，还真有些道理；白蕉先生的字则是典型的文人字，书卷气十足。看书法作品各有各的气象，赵孟頫应该是书卷气的字，如果是枝杈横斜，村气满纸，那就不是了。
通过这两件作品的比对，特别是写得差一些的“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在情理上我们想对它抱有希望。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想：一个人写字，总要变着法儿地往好了写，尤其是一个成功的书法家。如果让他变着法儿地往坏了写，恐怕是大难之事。记得有人曾大致这样问过启功先生：您为什么不改体呢？启先生笑笑说：写一辈子字了，有些地方已经成了习惯，这一撇就非得这么写，写短了就别扭、难受……
基于此，这件作品的优劣，相信我们大家已经有了答案。
（摘自中国文物报 2007年10月10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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