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史上，汉魏以降，至东晋出现了以王羲之为主流的流美书法，后来逐渐形成一个群体，流风所被，直至今天。但是，我们若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唐代的书法，横亘在我们眼前的绝对是一座巍峨高耸的大山，它并不突出某一个人，某一种书法的风格，而是以百花齐放的面貌，以前所未有的气度，高唱出中国书法史上的最强音！
在中国书法史上，第一次学习王羲之书法的高潮是在南朝时期的梁。
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中就记载了《虞和论书表》《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庾元盛论书》《庾肩吾书品论》等记录的这一时期追王的风尚。
第二次学习王羲之书法的高潮即是初唐。
两次掀起学王高潮的人物均与帝王有关。如果说第一次由梁武帝萧衍和陶弘景以书信往来的形式来讨论书法是带有学术味道的、艺术鉴赏式的“和风细雨”，那么唐初太宗皇帝李世民的倡导王书，则有如“惊涛骇浪”般的汹涌澎湃。李世民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古代政治家，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励精图治的一代伟人。他既有纵横捭阖的军事才能，又有风雅倜傥文艺爱好，其中酷爱翰墨即是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
他的身体力行，一锤定音自然还有他亲自撰写的《王羲之传》。
初唐伊始，百废待兴。李世民召集当时的文人学士撰修《晋书》，这通常是新朝为前朝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晋书》中的其他人，李世民均不过问，独独对一个王羲之，点名由他自己来撰写。我们不揣谫陋，姑猜测一下“圣意”，似乎太宗皇帝的口吻是：你们都不如我了解他，这个人的传记非我莫属，你们就不用操心了。举凡初唐，俊杰人物满眼如云，哪个不是经世的大才、文章的高手？我们试看《大唐三藏圣教序》（怀仁集王书），这也是太宗皇帝撰写的文章，我们且录上几句权为欣赏：
“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暗而恒明……”
不论是对佛法的理解，还是文章用笔之华彩，都让人忍不住咀嚼再三，满口余香。
文章后面，毫不掩饰地加上了：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等人奉敕润色的字样。这就可以证明，这些为皇帝润色的大臣都是写文章的一等好手，至于为人立说作传，应该不是难事。李世民家族崇信道教，对印度佛教应该不是很熟悉，请人润色文章理所当然，可说到自家门前，特别是自己酷爱的书法和心慕手追的王羲之，则当仁不让了。
两个皇帝尤其是李世民，以他们的金口肯定一个书法家，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这种带有自上而下性质的号召，一经推广，势必上行下效，形成风靡之势。但是，让我们不用担忧的是，这两位皇帝均是学养深厚的人物，并非强加于人，与朱明王朝之朱元璋有着天地之别。我们试看丁文隽先生在《书法精论》中的一段话：
“明太祖起自草莽，驱逐胡元。性刻薄、多猜忌。建国之初，屡兴大狱，一案株连，动辄逾万。佐命文臣，如宋濂者且不能免。成祖以外藩入缵大统，喋血建文，惟恐诸儒谤己，诛锄尤甚。磔方孝孺而诛及朋友门生，死事者亦八百余人，读书种子几为之绝。加以太祖定鼎以后，以制义取士，墨守程朱之说，文人学子处于桎梏鞭笞之下，惟知依傍传注，以博功名，虽有聪明才智之士，毫无驰骋之余地。故有明一代，操觚谈艺者，率皆剽窃摹拟，无何创制，不独书法然也。”
这种比较，虽然有些不类，但旨在说明帝王的胸怀而已。大唐皇帝对王羲之如此感兴趣，说明书法的发展就一定有希望。在李世民的倡导下，初唐书法几乎全为“王风”所笼罩。当时的一些著名书家，争相学习王字并参以自己的理解，继承而有发展，形成了不同流派的特色。其中为我们大家熟悉并载入《大观太清楼帖》中的三位书家，即：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便是其中代表人物。
在唐初的三大家之中，欧阳询和虞世南的年代最早，他们二人都是由陈入隋，仕于唐时已是晚年。他们二人在隋代已获得很高的书法地位，到了唐代也是并驾齐驱。但是如果我们将其二人的书法放在一处观赏，便会看出截然不同的风格。
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谈到欧阳询、虞世南时，就毫不隐讳的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然欧之与虞，可谓智均力敌，亦犹韩卢之追东郭兔也。论其众体，则虞所不逮，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
这是张怀瓘谈虞世南，那他是如何评价欧阳询的呢，我们接着再读一段《书断》所载：
“真行之书，虽于大令，亦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
虞世南的书法温文尔雅，强调的是温和、含蓄、内在的情调，这是自东晋、南朝以来的优秀传统的延续。虞世南和智永和尚是同乡，早年即从智永学习书法，因此能够对王书心领神会。太宗皇帝李世民仰慕王羲之书法，并就王书笔法问题和虞世南时常交流、探讨。
相传，虞世南过世后，李世民常苦于没有人能和他再讨论王书笔法，于是魏徵就建议不妨找褚遂良云云。
大凡学习书法的人们，普遍认为欧阳询的书法要比虞世南的书法有名气得多，其实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用个不太恰切的比喻，就好像饮食调味中的“辣”与“鲜”一样，前者甫一入口，即觉爽辣无比，通体汗透，大呼过瘾；而后者则需要慢慢地品味，仔细咀嚼，过后才觉出鲜的妙处，回味不尽。我们看《大观太清楼帖》二、四残本合卷中的虞世南书法，的确有那种用笔内含，转折处不露棱角，一拓直下，行笔宽舒，结体疏朗的味道。这种闲情雅致式的书法，直接承袭了魏晋风度，代表了唐代王派书法的艺术特色，我们临习得愈久，就会体会得愈深。
偏偏有许多人，在学习书法的时候，都想尽快地创建自己的个人风格，殊不知这些急功近利的做法反而得不到人们的肯定。相反，倒是那些在传统中“潜水”的人们，甫一露面，便能得到人们的欢呼，关键的问题是所谓“守旧”，实际可以解释成“汲取”。虞世南的书法正是在这“守旧”的继承中涵咏、汲取，最终博得了“君子藏器，以虞为优”的桂冠。
欧阳询的书法，不能说是“创新”，而只能算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多参己意，风格比较独特而已。欧阳询和虞世南一样，仕唐时已入晚年，隋代已有书名，史称其书名远播海外，朝鲜、日本都竞相效仿欧书。
由于欧阳询经历了隋代南北书流汇合的岁月，所以他更能够以一种比较新的意识去分
析、总结、汲取南北书风的优劣，加以变化、融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只是欧书在当时并未受到相对的重视，究其原因，一是书格，二是用笔。欧阳询的书法虽参有北碑风格，可他的基本特色仍是承袭王羲之一路书风而来的。
我们先来谈他的书格。
欧书上承北碑以来至隋的优良传统，方整规范。点画非常果断坚决，结构意识非常强烈。临书者如果不通过“仿影”“临红”等手段，很难准确体现欧书的点画与结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每审字势，四面停匀，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析中，心眼准度，密疏欹正。”这些见解，不妨成为分析、理解、学习欧书的准绳。欧书的书格以险绝著称，但这种“险绝”不可成为“狭隘”的借口，正确的理解欧书，应该是：神采丰腴朗润，结体秀长有致，取势略向左倾。能于“险绝”中见出平稳，才是学欧正途。
欧书存世的尺牍、笔札，远不如他书碑的名气大。如《九成宫》《化度寺》《皇甫诞碑》《温彦博碑》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他的《梦奠》《卜商》《张翰》等我们就不那么熟悉了。
唐代不禁碑，书法家可以有相当大的表现空间去驰聘书艺。但是初唐之时，由于太宗皇帝倡导的是王氏书风，帖派占有绝对优势，丁文隽先生在《书法精论》中如此感慨：
“唐承隋后，统一南北，本可以发挥北宗，一为寇谦之、郑道昭扬眉，朱义章、萧显庆吐气。而太宗泥于旧习，独尊右军。举凡秘阁所收藏，士夫所临摹，专取南派妩媚浮艳之书，翰墨之林，竟为南派所独占。北碑勃然而兴，戛然而止，残碑断碣，遂湮没蔓草荒山间，而无人过问矣。”
而貌似碑格的欧书之所以未被重视，上面的这一段话堪为注脚。
初唐之时，由于帖派的余威犹在。在唐太宗的眼里，碑书的地位当然远逊帖学，显然北派真楷又不如江左风流。兼之，欧书圆劲的内含用笔又外化成方笔，这又不如圆笔来得温文尔雅，不符合东晋以来王羲之等“士”文化的传统，虽有刻工之努力，尽去北碑粗砺之习，多了文化内涵，但无奈不合潮流，这是无法避免的一种尴尬。
褚遂良要比欧、虞二人迟四十年。他的父亲是欧阳询的好朋友，少年时曾向欧阳询学习书法并得到欧的赞扬，褚还私淑虞世南，因此能兼得二家之长。他的书法比较“讨巧”，既有南帖的趣味，又不失王书的基调。可贵的是，他将汉字书法中的点、画、撇、捺、顿、挫、提、按等技巧都进行了着意夸张和美化，形成了一种强劲的书风。
褚遂良纤劲秀美的书风，最突出地表现在他晚年的书法名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房玄龄碑》中。特别是《大唐三藏圣教序》，用笔方圆兼施，参以行书之意，运笔流畅，评者谓：入空灵无迹之境，确为正论。李世民评王羲之书法如“烟霏露结”，褚书于此得笔最多。难怪《大唐三藏圣教序》一出，褚书一时洛阳纸贵。我们今天学习王书，褚书可算一捷径。
褚遂良创造性的发展王书，为历代慕王习王者做了一些改造，这种改造即是对点画技巧夸张分析的重要性，同时也为后来唐代建立“尚法”的目标，定下了一个基准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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