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平县
藏“西汉居摄二年（公元7年）刻石”，国家一级文物，1977年7月出土于东平县东平街道办事处金牛农场，该石长92厘米，宽17.5厘米，厚19厘米。
刻面上部刻有纪年铭文，刻面高30厘米，与石等宽，字径4厘米，4行，字形略带篆意，有波磔，属典型的西汉晚期隶书。文曰：“元始二年（公元2年）五月中母不辛∕元始三年（公元3年）五月中父不辛∕居摄二年（公元7年）二月中治（治石）∕三年（公元8年）四月中详服。”
铭文下部凹面雕刻（主要图像轮廓内凹，细部用阴线表示）有双手合十做朝贡状一站立人物，高52厘米，上穿舒袖短衣，下穿管裤，头戴长冠，冠两侧有下垂短缨。冠是服饰的一部分，《释名·释器》云：“冠，贯也，可以韬发也。”所谓“长冠”，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长冠，一曰斋冠，高七寸，广三寸，促漆纚为之，制如板，以竹为里……民谓之鹊尾冠，非也。祀宗庙诸祀则冠之……此冠高祖所造，故以为祭服，尊敬之至也。”这种冠的主要特点是头顶冠上有向后上方伸出的似鹊尾的长板，所以杜佑在《通典》中又云：“后人谓之鹊尾冠也”。至西汉八年（前199年）刘邦下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即“公乘以上”的人才有资格戴刘氏冠，一般人是不允许戴了。由此可见，刻石中的人物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西汉居摄二年刻石”的功用
据铭文记载：公元二年五月中母亲去世，公元三年五月中父亲去世，公元七年二月中刻石，公元八年四月中详服。由此看出，此刻石属丧葬用石。
丧服制度简称服制，它是以服制的不同来表示亲属的亲疏远近的。服制五等，重轻有差。亲者，近者其服重。疏者，远者其服轻。五服以内的为有服亲，五服以外的为袒免亲即无服亲。据《仪礼·丧服》记载，服制等级如下：
第一等：斩衰。为三年之服。丧服以粗麻布制作，且不缝下边。例如：子与在室女为父母丧，嫡孙为祖父母丧，妻为夫丧，有斩衰三年之服。
第二等：齐衰。服期长短有别。丧服以稍粗的麻布制作。齐衰有杖期（一年之服，须持丧杖）、不杖期（一年之服，不持丧杖）、五月、三月之别。例如：子为出母、嫁母丧，夫为妻丧（父母不在时），有齐衰杖期之服。孙为祖父母丧，出嫁女为父母丧，夫为妻丧（父母在时），有齐衰不杖期之服。曾孙、曾孙女（在室）为曾祖父母丧，有齐衰五月之服。玄孙、玄孙女（在室）为高祖父母丧，有齐衰三月之服。
第三等：大功。为九月之服。丧服以粗熟布制作。例如：妻为夫之祖父母丧，父母为众子妇丧，有大功之服。
第四等：小功。为五月之服。丧服以稍粗的熟布制作。例如：己身为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父母丧，妻为夫之伯叔父母丧，有小功之服。
第五等：缌麻。为三月之服。丧服以稍细的熟布制作。例如：己身为族伯叔父母丧，为妻之父母丧，有缌麻之服。
从“西汉居摄二年刻石”铭文看，此石是子与在室女为父母服丧，服制为第一等斩衰，单亲为三年之服，双亲为六年之服。从“元始二年（公元2年）五月中母不辛”开始服丧，至居摄三年（公元8年）四月中“详服”服丧期满，共六年，可见“详服”是指父、母服期之和。
《论语·阳货》记孔子与宰我有关父母之丧的问答，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荀子·礼论》有这样一段话：“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从“西汉居摄二年刻石”铭文看，“居摄二年（公元7年）二月中”刻石至“三年（公元8年）四月中详服”共一年零两个月。可见此刻石是“详服”一年前为父母举行的祭礼，意在告诉父母：居摄“三年（公元8年）四月中详服”期满，即释服。可见，当时的丧服制度是相当严格的。
“西汉居摄二年刻石”的艺术价值
“西汉居摄二年刻石”的艺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书法和绘画两方面：
一是书法艺术价值。此刻石铭文属典型的西汉成熟期隶书，与同时期的曲阜城南九龙山西汉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王陵塞石》一样，其书体为尚未发展定型的隶书，仍带有篆书笔意，简捷、舒展、带波磔，是中国文字演变的活化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二是此石亦属画像石，虽然石质粗糙，内容简单，但对东汉画像石的发展却有承上启下的重大影响。根据现有出土资料，画像石萌发于西汉武帝时期，新莽时期有所发展。从中国艺术发展史的角度看，汉代艺术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一座高峰。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汉承秦制”，刘汉王朝基本上承袭了秦代体制。但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刘汉王朝不仅是新生的充满活力的大型中央集权制国家，同时也是正处于上升阶段的雄心勃勃的地主阶级统治的时代，受时代精神的影响，西汉中期以后的艺术作品，往往表现出一种昂扬向上、豪迈奔放、雄浑有力的气势。它们把远古传统的原始活力和野性充分地保存和延续下来，这一点不但表现在主题的庞杂上，而且也表现在运动、气势和古拙的艺术风格上。此刻石画面简洁而质朴，人物造型生动活泼，神情刻画意境深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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