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行分封，不仅向各地输出周文化，也吸收其他地方的先进文化，具有兼容性，因此，宫廷车辂文化上也体现了这种兼容性。
首先是技术上的兼容。
关于这一点我们举个例子就很容易看清了。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曾发掘出了一件漆罍，这件漆罍在朱红色的底上除了绘有褐色的云雷纹、弦纹等装饰纹样外，还用蚌片在盖、肩及上腹部嵌出圆涡图案，于颈部嵌出凤鸟图形，腹部嵌出饕餮图案。这些纹饰突出于底纹之上，且略高于器表，形成了第二层装饰纹样。此外在盖和器身上还附加有牛头、凤鸟形的饰件，其上也用蚌片镶嵌和彩漆组成或绘出花纹图案。（《1981～1983年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我们不难看出，这件西周的漆罍，从器形到纹饰，都与青铜罍的样式和风格极为相像。也就是说在微观上这件漆罍于做工等方面借鉴了青铜罍的风格特点，那么从宏观上来讲，这就是西周漆文化与青铜文化融合的结果。既如此，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周代宫廷车辂文化与同时期的漆文化也有一定的兼容性。因为很难想象以木质为主要材料的宫廷车辂会以光秃秃的木质本色出行于“九经九纬”的“国中”道路上。（《考工记》）为了表现贵族的身份，宫廷车辂不但要施以漆，而且还会极尽可能地奢华，这样才与周代的“娱人”思想相符合。所以，周代宫廷车辂的制作，一定少不了当时最优秀的漆工，这些漆工也一定会把最先进的技术用到车辆的漆饰上去。反过来说，宫廷车辂在制作上的要求越高，对漆工的要求也就越高，这就促使漆工在实践中不断地提高和创新，以满足王室成员及贵族们的各种要求。于是狭义上是制漆业使宫廷车辂更加绚丽多彩，而宫廷车辂制造又促进了制漆业的不断发展。广义上则是周代的各种文化包括漆文化与车辂文化的不断兼容，促使了周代整体文化的与众不同。
其次是文化上的创新。
周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礼制的烙印，宫廷车辂也不例外。一个王室成员或一个贵族所使用的车马数量及其装饰程度，都是按等级而增减的。其原因在于从夏、商沿袭过来的礼仪、文化越来越不合于周人的习惯，于是在内容上都给予了删减和增加，所增加的部分亦即周人创新发展的部分，如“周礼”等。“周礼”强调君主美善、臣属恭谨、父亲慈祥、儿子孝顺等。以礼作为社会生活的准则，就要依靠具体对象贯彻实施，而这种对象就是各种文化的载体。
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周代宫廷车辂，可以说处处都体现了礼制的色彩，其所造成的气势也是空前的。比较起来，周以前的宫廷车辂只不过是单纯的车辆而已，周代的宫廷车辂还包纳了有关的典章制度。前面说过，商时曾制大辂，这也是它的宫廷车辂的代表。而周代的宫廷车辂不但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且功用划分明确，各种车饰也开始有了等级上的规定，不可乱用。周代车子的基本构成包含了周人对于天和地的认识。周人对于天、地、日、月等自然界的神灵，不能不说怀有恭祝之心。但周人早已把夏商时代人们的盲目崇拜，变成了有理性的敬仰，并把这种意识灌输到车的制造当中。周人认为，“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只有木是唯一能沟通天地间的自然物质，以木制成的车最能符合自然界的种种哲理。因而周代车的基本构成也不是盲目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车之制，像天以为盖，像地以为舆，像斗以为杠毂，像二十八星以为盖，像日月以为轮辐”。（《文献通考·王礼考》卷116）另外，由于制作的轻巧细致，车身各部位也有了具体的名称和尺寸。周的宫廷车辂主要以木材作为基本的框架，再加上金属构件及纺织品等物便构成了车的大形，正所谓“约木以加饰”。这种基本形式直至几千年后的清代，亦即宫廷车辂的衰亡阶段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尽管在这漫长的年代里金属工业有了迅猛的发展，但周代宫廷车辂以木料为主体构成的基本形式，仍为历代的宫廷车辂所沿用，足见周代宫廷车辂制度在中国车辂史上的影响有多么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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