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任何事物从简单走向繁复、质朴趋向华丽的发展规律一样，西汉的隶书经过质朴、自然、厚重、大气的阶段，渐渐过渡到东汉绵密、华丽、整饬、谨严的隶书。同时，至东汉，一些书法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草书，表现形式尤以尺牍为主。这期间的书家代表有崔瑗、张芝、蔡邕、罗晖、赵袭等人。
汉代草书分为章草和今草两种。我们将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书断》中关于这两种草书的介绍开列如下，俾便读者有所了解。
“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稿法，非也。’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兼书之。汉俗简堕，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
“草书者，后汉徵士张伯英之所造也。梁武帝《草书组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
章草和今草的出现，大大加强了中国书法中的“趣味”成分，随之而来的就是尺牍的出现。用个不恰切的比喻来形容，犹如我们人际之间的通知、文告和家书，前者应该是严肃、正规的，多少有点“板着面孔”的意味，而后者则是亲切的、自然地流露，颇似今日我们“话家常”的样子。从书法史上看，“帖派”式微之后，代之而起的清中、晚期“倡碑”之说，目的也在于救“帖派”之弊，但实在不能取代帖味书风的趣味。
自《淳化阁帖》为始的无数“子子孙孙”汇帖，内容是当时的笔札、便条、诗文、手稿一类为主的法书范本，是此前著名书法家的墨迹摹刻在木板、石板上的行、草书体，趣味是自不待言的。反观“碑派”一类书家，取法秦代刻石、汉代
，直到南北朝，尤以魏碑为重的路子，所书气息高古，体貌雄伟，如作为碑版、对联、匾额、中堂等，的确气势阔大。这种书体的风格，在古代叫做“铭石书”。但是，这种“高文典册”以垂不朽的“庙堂体”代替不了“纵任奔逸、赴俗急就”的尺牍书法。
试想，如果以“碑书”的路数给人家写一封家书，或者打个便条，该是何等尴尬的事情。
所以，正如张怀瓘说的简札行书：
可以应机，可以赴速 ，或四海尺牍，千里相闻，迹乃会时，言唯叙事，披对不觉欣然独笑，虽则不面，其若面焉。
汉代草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大群书法家的身体力行和欣欣向荣的客观环境。作为当时的书家来说，他们对草书艺术的那种热爱，或曰狂热，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我们试看后汉书法理论家赵壹在《非草书》中是怎么说的：
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乎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鰓出血，犹不休辍。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亦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徵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戏哉！
从文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学习草书不单是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而且还痴迷到近乎疯狂，令今人闻之，真有些瞠目结舌了！这些人如此地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为的是什么呢？假设即便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那也是朝廷不用，博士不讲，徵聘不问，考绩不课的结果，那么只能是为写字而写字，小而言之是乐趣，大而言之是艺术。
《大观太清楼帖·卷二》有崔子玉《贤女委顿帖》和张芝《知汝殊愁帖》。近两千年的历史沧桑，多少物事都已消逝在时空之中，不为我们记忆。可汉代这些书家的优秀作品，依然以它旺盛的生命力活跃在我们眼前。正是由于这些书法家不懈的努力，《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朝廷本颇以经学相召，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如此一来，尺牍之风大盛。东汉尺牍滥觞，大抵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内容，轻松活泼，或嘘寒问暖，或吊哀离，通讯问，绝无连篇累牍之冗文，并非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因其多施于家人、朋友之间，充满亲情、友情，读来多令人仿佛置身其中。二是书体，多选择行草书。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云：“故诸《帖》十九为草书，乃字体中之简笔速写，而其词句有所减削，又正文体中之简笔速写耳。”钱先生这段话中向我们解释了尺牍作品中为什么多用草书，以及今天我们在学习这些尺牍作品时，其中文辞多有令我们无法读通的地方。当然，汉、魏、晋之书札中的许多文辞存在释读问题，我们在学习中可以暂且搁过，只须感受让人“见字如面”的书法就可以了。三是交流。《汉书·游侠陈遵传》云：“（陈遵）略涉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请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怀之，惟恐在后。”由于尺牍携带方便，不管是托人与之，还是书法家们相互交换、观赏，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东汉后期，草书尺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廷的鼓励与支持直接促成了“开鸿都之观，善书之人鳞集，万流仰风，争工笔札，中郎为之魁，张芝、师宜官、钟繇、梁鹄、胡昭、邯郸淳、卫觊、韦诞、皇象之徒，各以古文隶草名家”的空前繁荣的局面。
由于草书给予人的美感和它突破字形结构大小统一的框框，使得书写者除去限制，有了较大自由发挥的空间，这种看似对旧有书法格局的突破，毋宁说是对人的思想给予了一次空前的解放。难怪赵壹在《非草书》中这样恨恨不已：
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
草书的闸门一经打开，奔涌而出的滚滚波涛，便以不可遏制的态势，汹涌向前，最终演成壮阔局面。（二）
（2014年12月30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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