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魏帝赠与卑弥呼女王“铜镜百枚”的疑案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卑弥呼女王于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派使难升米,副使都市牛利远赴洛阳朝贡,被魏王朝册封为“亲魏倭王”,并馈赠了一大批礼品,其中有“铜镜百枚”。上世纪20年代,日本出土的古坟时期三角缘神兽镜引起日本学者的关注,并对其进行了现代科学考古的研究,当时的日本考古学术界泰斗富冈谦藏先生,最先对三角缘神兽镜进行科学研究。称其为“半肉(浮)雕式神兽镜”,并根据《三国志》中的记载和铜镜上铭记有景初、正始魏的年号,遂将三角缘神兽镜归为“铜镜百枚”中的一类,富冈谦藏先生的这一论断,即三角缘神兽镜“魏镜说”的起源,依言之凿凿的史籍记载和出土实物的纪年为依据,其论点被其弟子梅原末治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这一观点对后人研究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影响极大,近百年来,“魏镜说”已是日本研究三角缘神兽镜的主流观点,随着三角缘神兽镜研究课题的深入,其派生观点也层出不穷,譬如小林行雄先生的“特铸说”等等都源出于“魏镜说”。
“特派特铸说”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历史疑案,它是魏帝特派陈是等镜师远赴杜绝之域的“海东”,在日本为卑弥呼女王特铸的。故此,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不管是以前、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在中国的考古活动中有所发现,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出土存世,已形成500余面的大镜群,并且还在不断的被发现之中,但在邪马台王朝时期,三角缘神兽镜主要是被当作神器法物在祭祀场合使用的,它是社会地位、身份和权利的象征,故此,就连它在当时回流中国大陆的可能性,也是不会存在的。我以六年的时间,熟记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六大特征,行程数万公里,近似专业性的在中国大陆寻觅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经历告诉我,任何指望在中国能找到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概率,都微乎其微到趋向于零。
以上问题阐明以后,魏明帝赠赐卑弥呼女王“铜镜百枚”到底是些什么镜子的问题,就容易解释了。这个问题早已经被王仲殊先生所考证,它们是魏晋时期广泛流行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在日本已被出土发现的方格规矩纹镜,内向花纹镜,兽首镜、鸟纹镜、龙虎镜等
类型。其中以1994年出土于京都府大田南5号坟“青龙三年”(公元235年)铭方格规矩四神镜最具代表性。
(七)关于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问题
到现在为止,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持魏镜说观点(包括各种衍生学说)的专家学者,依然占大多数,其依据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曾有明确的记载,魏帝曾赐给赠卑弥呼女王“铜镜百枚”,而出土的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中,凡是有年号的,又全是景初三年,正始元年的魏的年号,也确实在证明这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相应的关系。众所周知,魏明帝曹睿疫于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正月初一,(按汉魏惯例,这一年仍称“景初三年”)齐王曹芳继位后的翌年,新定年号为正始(公元240年),所以当“景初四年”三角缘盘龙镜被发掘出土后,在日本考古学术界以及日本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实际上,“景初四年”因魏明帝景初三年殁亡和齐王曹芳的继位,在中国的历史大系中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接着发生的事情更令人目瞪口呆,兵库县西宫市辰马考古资料馆在“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神兽镜消息被报道四天后宣称:该馆竟藏有一面和被发现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完全一样的同范镜,那也就是说,不可思议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不但有,而且有二面!面对这一疑难问题,中日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提出了各种假设和推测,我注意到,尽管各种观点所站的角度、依据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以难升米和都市牛利,在景初三年为朝贡魏朝的起始年份,关于这一年份,王仲殊先生在《景初三年铭和正始元年铭镜铭文考释》注释②中指出:“……从各个方面的历史事实来看,景初二年为三年之误。”33作为一个业余的铜镜爱好者研究古代铜镜,尤其是研究日本三角缘神兽镜,我在文献资料、实物资料和各种最新的研究成果、信息的获得和占有上,基本上处于一个与世封闭的“杜绝”之地,我无法了解王仲殊先生和其他专家学者所说的“误”误在了什么地方,但是我依然站在“特派特铸说”的立场上,要对“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作一些有益的尝试:我认为卑弥呼女王朝魏的时间是从景初二年开始的。我们先从《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切入。该书《倭人传》曰:“景初二年六月,倭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其年十二月,(魏帝)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有特赐……铜镜百枚。’”所有大批礼品在“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钅录受。”34的同时,还有我们推论的,应卑弥呼女王的请求,特派的一批镜师(不少于三人,陈是、王氏、张氏)和其他随行人员待命,前往倭国杜绝之地帮其铸镜。如果我们推断陈是等工匠是在景初二年十二月魏帝颁布诏书后,就马上出发经辽东而日本,路途需多长时间呢?据王仲殊先生考证“景初二年,司马懿讨公孙渊,自洛阳出发行军至辽东,约需三个多月,到日本后,‘自不弥国经投马国至邪马台国,水行三十日,路行一月,共需两个月。’”35王仲殊先生的推论说明了二个问题,第一,司马懿讨伐公孙渊的封建割据后(公元238年,景初二年六月),洛阳至辽东的交通是可行的36。其二,这批镜师在路途上若遇到恶劣的自然条件、人为的兵匪骚扰,自洛阳出发至日本邪马台国约需半年左右的时间,大致是在景初三年的六月份左右可以到达,这无论如何都错过了,所有铸镜师追求的铸造铜镜的黄道吉日五月丙午日,于是就造成了,在景初三年铭的三角缘神兽镜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五月丙午日”镜铭的现象出现。青铜镜铸造在东汉时期,应该是当时社会的高科技产品,从冶炼、雕模、熔铸、磨砺、抛光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陈是等镜师从一切铸镜条件完善成熟的洛阳,于景初三年六月到了杜绝之地倭国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这一筹备过程最少要以月计,但最多也没有超过半年,具体应为景初三年六月开始筹备,最迟不能晚于景初三年十二月底就要铸造第一批三角缘神兽镜。这一推论,日本神原神社出土的景初三年铭三角缘神兽镜,决定了这批洛阳镜师在倭国的铸镜活动,从初始到铸出成品镜最后的时间底线。那就是说,景初三年铭三角缘神兽镜是在景初三年年底(公元239年12月以前)造出来的。
据《三国志·魏志·明帝传》记载,魏明帝曹睿是在颁发了致亲魏倭王的诏书后不久,就在景初三年(239)正月初一亡殁了。齐王曹芳随即登上了皇位,按照汉魏皇帝嗣位后的当年仍
沿用先帝年号的制度,齐王曹芳即位的当年仍称景初三年,那么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的出现就有了二种可能:其一,这批镜师在景初二年十二月踏上征程以后,在路途上可以获知魏明帝曹睿亡疫,齐王曹芳继位的讯息,他们到了日本,经筹备开始铸镜,就有了“景初三年”的年号镜,到了第二年(240年),因讯息不通,他们虽说知道齐王曹芳已为帝,但不知其改元后的年号,便在第二年的五月丙午日顺应出了“景初四年”铭的三角缘盘龙镜。其二,陈是等镜师虽为魏朝特派,但在返回日本的使团中,毕竟只是一名匠师,身份地位不高,或因携带必要的生产工具或生产资料,会和返日使团中其他人等,分期分批地出发上路,也即同路不同时,或同路不同待遇,这样就会有一差误,造成了有一批随从人员(陈是即是其中之一),不管何种原因,确实不知道魏改朝换代的事,当他们在日本铸造完“景初三年”铭镜的翌年,顺理成章的就造出了“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不管以上二种推论哪种更趋于合乎情理,但“景初四年”镜被更误后,另出“正始元年”铭镜的时间下限,应不晚于“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隽等俸诏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37以后,把魏国朝廷改元之事,通知了铸镜的镜师,另外,和景初三年三角缘神兽镜相比,景初四年铭盘龙镜已经完全有时间会在(公元240年)五月丙午日铸镜的黄道吉日来制作,所以,我不以为景初四年铭中的“五月丙午日”是虚托之词。由此再推论,魏建中校尉梯隽俸诏印绶到达倭国的时间,最早应在正始元年的五月丙午日之后,也只有在这之后,他们才能发现景初四年铭的三角缘神兽镜的谬误,并用“正始元年”铭更正之,也就是说“正始元年”铭三角缘神兽镜的制作时间,也应在五月丙午日后的大概6—7月份,因一炉铜镜的制作周期,在生产力尚不算太发达的魏晋,不应少于两个月左右。
如果站在特派说的立场上,以上各种推论和时间上的衔接配合,我认为是正确的,或最少是合乎情理的。这样以来,又反证了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所记载的难升米、都市牛利,于景初二年被卑弥呼女王遣使朝魏的记载,不但是准确无误的,而又有日本三角缘神兽纪年镜重大历史事实可以佐证,若果真如此,那就是本文主题之外的另一意外收获了。
(八)关于日本三角缘佛兽镜
日本三角缘佛兽镜是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中的一个类别,存世数量有十面左右,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量数了,在佛兽镜的原生地中国,同等类型的佛兽镜,也仅仅几枚,还要包括新发现的收藏品,所以它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众所周知,佛教是在公元六世纪由新罗传到日本的,公元三世纪中期的日本人,尚不知佛教为何物,事实却已在证明着,在这一时期,至少有不少于十面的20厘米以上大尺寸的三角缘佛兽镜在日本流行、使用。这还不包括稍晚于此的,四面出土于日本的平缘画纹带佛兽镜,这一铁的事实,不管对于当时的日本还是现时的日本,都是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要知道,同一时期,即使在佛教已逐渐盛行的中国,到现在为止,半圆方枚佛兽镜也仅仅发现了二枚(科学发掘的一枚、传世的一枚),形体也比日本三角缘佛兽镜要小的多,特派特铸说的提出,并不和这一客观事实相悖,恰恰相反,它又从另一侧面证明了,这种佛兽镜在当时的日本出现是合乎情理的。上已论及,魏帝特派日本的镜师中,最少有一个陈是是吴地的“州师”。吴国在中国的三世纪早中期,正是中国早期佛教最兴盛的传播地区之一,关于这一问题,王仲殊先生已在《关于日本三角缘佛兽镜问题》一文中做过精辟的论述。近二十年兴起在中国的青铜镜收藏热中,又有不少于几十面这一时期的各类佛像镜被发现。这批佛像镜,从形制和出土特征判断,应该为吴镜。图37和图38是我近期所收藏到的两面夔凤飞天佛像镜,图39和图40,是鄂州新发现的二面佛像镜,而同时,这种佛像镜即使站在收藏的角度,黄河流域(收藏界谓之北方坑口)的,我一面也没见到过,这和王仲殊先生所论证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我坦诚,青铜镜传世收藏品,在传承有序、断代等方面,进行学术研究时有它的不足之处,但以上所举镜例均为典型的吴地特征,也足以说明当时的吴地佛教兴盛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我们原来所预想的推论。由此,我们可知,魏帝特派日本的镜师中,最少不少于一人(即做这批佛兽镜的人),是佛门之徒,而这个信佛的人,最大的可能,也是来自吴地的镜师。具体的讲,“本自州师”的陈是,最有可能是制作日本三角缘佛兽镜的人,这也验证了王仲殊先生在“州师”课题的论证是既精辟,又准确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精心制作这批佛兽镜的人,必定会在制作佛兽镜的同时,也会进行相应的佛事活动,这些活动若有,就不会是短暂的,而是以一定时期为表现的,历史却证明着另一个结局,制作、使用佛兽镜也好,进行佛事活动也罢,佛教并没有因为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被日本人接受,并在日本传播开来,实在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
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和特派特铸说相关联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我认为比较重大的,就还有:在特派特铸的大前提下,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形制、尺寸和纹饰主题是如何(或由谁)界定的?佛兽镜是卑弥呼女王让做的么?中国镜师和日本铜匠之间的师承关系,及对仿制镜的影响;已发现的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中,有多少面是特派镜师制作的?他们最后的结局和归宿怎样?等等等等。由于题目所限和资料的严重匮乏(关键是资料的匮乏),我不能也没办法对以上的问题做出更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但无论如何,特派特铸说的提出,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之谜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点角度和研讨平台。我认为,随着中日两国学者和铜镜收藏爱好者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全面破译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之谜的时日,不会太远了。
因本人学术知识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望各位专家学者多加指正赐教,不胜感激。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河南省考古所李京华研究员大力帮助和指导,在此致谢。(全文完)
注:
33 王仲殊:《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注释2 《考古》 1984年第12期 第1124页
34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华书局 第857页
35 王仲殊:《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 《考古》 1984年第12期 第1124页
36 黑田善治:《景初·正始镜的铭文》张玉石译 《华夏考古》 1993年第1期第111页 此文曾提到:“特别是在以讨伐公孙渊为重点的东方政策的实行中,根据景初元年11月的决定,刘方、孙资遣鲜于嗣(与后来晋张华同行)刘昕潜入韩地,景初二年6月收复东浪、带方。这时倭使者申请入洛......”
37 《三国志
·魏志·东夷传》中华书局 第857页
(2005年11月9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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