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魏帝赠与卑弥呼女王“铜镜百枚”的疑案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卑弥呼女王于景初二年（公元２３８年）派使难升米，副使都市牛利远赴洛阳朝贡，被魏王朝册封为“亲魏倭王”，并馈赠了一大批礼品，其中有“铜镜百枚”。上世纪２０年代，日本出土的古坟时期三角缘神兽镜引起日本学者的关注，并对其进行了现代科学考古的研究，当时的日本考古学术界泰斗富冈谦藏先生，最先对三角缘神兽镜进行科学研究。称其为“半肉（浮）雕式神兽镜”，并根据《三国志》中的记载和铜镜上铭记有景初、正始魏的年号，遂将三角缘神兽镜归为“铜镜百枚”中的一类，富冈谦藏先生的这一论断，即三角缘神兽镜“魏镜说”的起源，依言之凿凿的史籍记载和出土实物的纪年为依据，其论点被其弟子梅原末治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这一观点对后人研究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影响极大，近百年来，“魏镜说”已是日本研究三角缘神兽镜的主流观点，随着三角缘神兽镜研究课题的深入，其派生观点也层出不穷，譬如小林行雄先生的“特铸说”等等都源出于“魏镜说”。
“特派特铸说”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历史疑案，它是魏帝特派陈是等镜师远赴杜绝之域的“海东”，在日本为卑弥呼女王特铸的。故此，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不管是以前、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在中国的考古活动中有所发现，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还将继续证明这一
点。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出土存世，已形成５００余面的大镜群，并且还在不断的被发现之中，但在邪马台王朝时期，三角缘神兽镜主要是被当作神器法物在祭祀场合使用的，它是社会地位、身份和权利的象征，故此，就连它在当时回流中国大陆的可能性，也是不会存在的。我以六年的时间，熟记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六大特征，行程数万公里，近似专业性的在中国大陆寻觅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经历告诉我，任何指望在中国能找到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概率，都微乎其微到趋向于零。
以上问题阐明以后，魏明帝赠赐卑弥呼女王“铜镜百枚”到底是些什么镜子的问题，就容易解释了。这个问题早已经被王仲殊先生所考证，它们是魏晋时期广泛流行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在日本已被出土发现的方格规矩纹镜，内向花纹镜，兽首镜、鸟纹镜、龙虎镜等
类型。其中以１９９４年出土于京都府大田南５号坟“青龙三年”（公元２３５年）铭方格规矩四神镜最具代表性。
（七）关于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问题
到现在为止，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持魏镜说观点（包括各种衍生学说）的专家学者，依然占大多数，其依据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曾有明确的记载，魏帝曾赐给赠卑弥呼女王“铜镜百枚”，而出土的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中，凡是有年号的，又全是景初三年，正始元年的魏的年号，也确实在证明这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相应的关系。众所周知，魏明帝曹睿疫于景初三年（公元２３９年）正月初一，（按汉魏惯例，这一年仍称“景初三年”）齐王曹芳继位后的翌年，新定年号为正始（公元２４０年），所以当“景初四年”三角缘盘龙镜被发掘出土后，在日本考古学术界以及日本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实际上，“景初四年”因魏明帝景初三年殁亡和齐王曹芳的继位，在中国的历史大系中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接着发生的事情更令人目瞪口呆，兵库县西宫市辰马考古资料馆在“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神兽镜消息被报道四天后宣称：该馆竟藏有一面和被发现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完全一样的同范镜，那也就是说，不可思议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不但有，而且有二面！面对这一疑难问题，中日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提出了各种假设和推测，我注意到，尽管各种观点所站的角度、依据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以难升米和都市牛利，在景初三年为朝贡魏朝的起始年份，关于这一年份，王仲殊先生在《景初三年铭和正始元年铭镜铭文考释》注释②中指出：“……从各个方面的历史事实来看，景初二年为三年之误。”３３作为一个业余的铜镜爱好者研究古代铜镜，尤其是研究日本三角缘神兽镜，我在文献资料、实物资料和各种最新的研究成果、信息的获得和占有上，基本上处于一个与世封闭的“杜绝”之地，我无法了解王仲殊先生和其他专家学者所说的“误”误在了什么地方，但是我依然站在“特派特铸说”的立场上，要对“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作一些有益的尝试：我认为卑弥呼女王朝魏的时间是从景初二年开始的。我们先从《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切入。该书《倭人传》曰：“景初二年六月，倭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其年十二月，（魏帝）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有特赐……铜镜百枚。’”所有大批礼品在“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钅录受。”３４的同时，还有我们推论的，应卑弥呼女王的请求，特派的一批镜师（不少于三人，陈是、王氏、张氏）和其他随行人员待命，前往倭国杜绝之地帮其铸镜。如果我们推断陈是等工匠是在景初二年十二月魏帝颁布诏书后，就马上出发经辽东而日本，路途需多长时间呢？据王仲殊先生考证“景初二年，司马懿讨公孙渊，自洛阳出发行军至辽东，约需三个多月，到日本后，‘自不弥国经投马国至邪马台国，水行三十日，路行一月，共需两个月。’”３５王仲殊先生的推论说明了二个问题，第一，司马懿讨伐公孙渊的封建割据后（公元２３８年，景初二年六月），洛阳至辽东的交通是可行的３６。其二，这批镜师在路途上若遇到恶劣的自然条件、人为的兵匪骚扰，自洛阳出发至日本邪马台国约需半年左右的时间，大致是在景初三年的六月份左右可以到达，这无论如何都错过了，所有铸镜师追求的铸造铜镜的黄道吉日五月丙午日，于是就造成了，在景初三年铭的三角缘神兽镜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五月丙午日”镜铭的现象出现。青铜镜铸造在东汉时期，应该是当时社会的高科技产品，从冶炼、雕模、熔铸、磨砺、抛光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陈是等镜师从一切铸镜条件完善成熟的洛阳，于景初三年六月到了杜绝之地倭国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这一筹备过程最少要以月计，但最多也没有超过半年，具体应为景初三年六月开始筹备，最迟不能晚于景初三年十二月底就要铸造第一批三角缘神兽镜。这一推论，日本神原神社出土的景初三年铭三角缘神兽镜，决定了这批洛阳镜师在倭国的铸镜活动，从初始到铸出成品镜最后的时间底线。那就是说，景初三年铭三角缘神兽镜是在景初三年年底（公元２３９年１２月以前）造出来的。
据《三国志·魏志·明帝传》记载，魏明帝曹睿是在颁发了致亲魏倭王的诏书后不久，就在景初三年（２３９）正月初一亡殁了。齐王曹芳随即登上了皇位，按照汉魏皇帝嗣位后的当年仍
沿用先帝年号的制度，齐王曹芳即位的当年仍称景初三年，那么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的出现就有了二种可能：其一，这批镜师在景初二年十二月踏上征程以后，在路途上可以获知魏明帝曹睿亡疫，齐王曹芳继位的讯息，他们到了日本，经筹备开始铸镜，就有了“景初三年”的年号镜，到了第二年（２４０年），因讯息不通，他们虽说知道齐王曹芳已为帝，但不知其改元后的年号，便在第二年的五月丙午日顺应出了
“景初四年”铭的三角缘盘龙镜。其二，陈是等镜师虽为魏朝特派，但在返回日本的使团中，毕竟只是一名匠师，身份地位不高，或因携带必要的生产工具或生产资料，会和返日使团中其他人等，分期分批地出发上路，也即同路不同时，或同路不同待遇，这样就会有一差误，造成了有一批随从人员（陈是即是其中之一），不管何种原因，确实不知道魏改朝换代的事，当他们在日本铸造完“景初三年”铭镜的翌年，顺理成章的就造出了“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不管以上二种推论哪种更趋于合乎情理，但“景初四年”镜被更误后，另出“正始元年”铭镜的时间下限，应不晚于“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隽等俸诏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３７以后，把魏国朝廷改元之事，通知了铸镜的镜师，另外，和景初三年三角缘神兽镜相比，景初四年铭盘龙镜已经完全有时间会在（公元２４０年）五月丙午日铸镜的黄道吉日来制作，所以，我不以为景初四年铭中的“五月丙午日”是虚托之词。由此再推论，魏建中校尉梯隽俸诏印绶到达倭国的时间，最早应在正始元年的五月丙午日之后，也只有在这之后，他们才能发现景初四年铭的三角缘神兽镜的谬误，并用“正始元年”铭更正之，也就是说“正始元年”铭三角缘神兽镜的制作时间，也应在五月丙午日后的大概６—７月份，因一炉铜镜的制作周期，在生产力尚不算太发达的魏晋，不应少于两个月左右。
如果站在特派说的立场上，以上各种推论和时间上的衔接配合，我认为是正确的，或最少是合乎情理的。这样以来，又反证了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所记载的难升米、都市牛利，于景初二年被卑弥呼女王遣使朝魏的记载，不但是准确无误的，而又有日本三角缘神兽纪年镜重大历史事实可以佐证，若果真如此，那就是本文主题之外的另一意外收获了。
（八）关于日本三角缘佛兽镜
日本三角缘佛兽镜是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中的一个类别，存世数量有十面左右，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量数了，在佛兽镜的原生地中国，同等类型的佛兽镜，也仅仅几枚，还要包括新发现的收藏品，所以它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众所周知，佛教是在公元六世纪由新罗传到日本的，公元三世纪中期的日本人，尚不知佛教为何物，事实却已在证明着，在这一时期，至少有不少于十面的２０厘米以上大尺寸的三角缘佛兽镜在日本流行、使用。这还不包括稍晚于此的，四面出土于日本的平缘画纹带佛兽镜，这一铁的事实，不管对于当时的日本还是现时的日本，都是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要知道，同一时期，即使在佛教已逐渐盛行的中国，到现在为止，半圆方枚佛兽镜也仅仅发现了二枚（科学发掘的一枚、传世的一枚），形体也比日本三角缘佛兽镜要小的多，特派特铸说的提出，并不和这一客观事实相悖，恰恰相反，它又从另一侧面证明了，这种佛兽镜在当时的日本出现是合乎情理的。上已论及，魏帝特派日本的镜师中，最少有一个陈是是吴地的“州师”。吴国在中国的三世纪早中期，正是中国早期佛教最兴盛的传播地区之一，关于这一问题，王仲殊先生已在《关于日本三角缘佛兽镜问题》一文中做过精辟的论述。近二十年兴起在中国的青铜镜收藏热中，又有不少于几十面这一时期的各类佛像镜被发现。这批佛像镜，从形制和出土特征判断，应该为吴镜。图３７和图３８是我近期所收藏到的两面夔凤飞天佛像
镜，图３９和图４０，是鄂州新发现的二面佛像镜，而同时，这种佛像镜即使站在收藏的角度，黄河流域（收藏界谓之北方坑口）的，我一面也没见到过，这和王仲殊先生所论证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我坦诚，青铜镜传世收藏品，在传承有序、断代等方面，进行学术研究时有它的不足之处，但以上所举镜例均为典型的吴地特征，也足以说明当时的吴地佛教兴盛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我们原来所预想的推论。由此，我们可知，魏帝特派日本的镜师中，最少不少于一人（即做这批佛兽镜的人），是佛门之徒，而这个信佛的人，最大的可能，也是来自吴地的镜师。具体的讲，“本自州师”的陈是，最有可能是制作日本三角缘佛兽镜的人，这也验证了王仲殊先生在“州师”课题的论证是既精辟，又准确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精心制作这批佛兽镜的人，必定会在制作佛兽镜的同时，也会进行相应的佛事活动，这些活动若有，就不会是短暂的，而是以一定时期为表现的，历史却证明着另一个结局，制作、使用佛兽镜也好，进行佛事活动也罢，佛教并没有因为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被日本人接受，并在日本传播开来，实在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
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和特派特铸说相关联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我认为比较重大的，就还有：在特派特铸的大前提下，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形制、尺寸和纹饰主题是如何（或由谁）界定的？佛兽镜是卑弥呼女王让做的么？中国镜师和日本铜匠之间的师承关系，及对仿制镜的影响；已发现的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中，有多少面是特派镜师制作的？他们最后的结局和归宿怎样？等等等等。由于题目所限和资料的严重匮乏（关键是资料的匮乏），我不能也没办法对以上的问题做出更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但无论如何，特派特铸说的提出，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之谜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点角度和研讨平台。我认为，随着中日两国学者和铜镜收藏爱好者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全面破译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之谜的时日，不会太远了。
因本人学术知识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望各位专家学者多加指正赐教，不胜感激。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河南省考古所李京华研究员大力帮助和指导，在此致谢。（全文完）
注：
３３ 王仲殊：《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注释２ 《考古》 １９８４年第１２期 第１１２４页
３４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华书局 第８５７页
３５ 王仲殊：《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 《考古》 １９８４年第１２期 第１１２４页
３６ 黑田善治：《景初·正始镜的铭文》张玉石译 《华夏考古》 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第１１１页 此文曾提到：“特别是在以讨伐公孙渊为重点的东方政策的实行中，根据景初元年１１月的决定，刘方、孙资遣鲜于嗣（与后来晋张华同行）刘昕潜入韩地，景初二年６月收复东浪、带方。这时倭使者申请入洛．．．．．．”
３７ 《三国志
·魏志·东夷传》中华书局 第８５７页
（2005年11月9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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