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郁悲怆说王铎

就在明末清初那个政治大动荡、社会大转型的当口，中国书法史上最诡异的一章也被掀了起来，这就是贰臣书法的沉郁悲怆、墨客风骨的难以评说。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们从相同的大背景下走出的不同轨迹，就把那些沉淀在书法史中的个人品性与艺术水准、所作所为与道德评价搅了个扑朔迷离，难以定论。

中国的书法历来讲究书如其人，书为心画。但我一直认为，这“人”和“心”是很个人化的东西，与社会政治不该有太大的联系。谁知到了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所谓社会大义，君臣纲常就成了笔正最权威的解读。新时期以来，书法界学习王铎草书者如过江之鲫，聊书法时，不说几句王铎就仿佛落伍一般。其实，追随王铎笔墨的人中有多少知道王铎的人生之难？又有多少人体会过王铎的降清之苦呢？看王铎的草书，只见那“气格沉郁，精气内敛，刚烈桀骜，几欲变态”的书风，绝对一个凛凛然大丈夫气概。但有谁知道这正是王铎身为贰臣之后倾泻悲愤，挥洒血泪的无奈之举。如果没有这样的体会和认知又怎能学到王铎草书的真谛呢？任何事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王铎也不例外。作为一名三十几岁中进士，既工诗文、擅丹青，又精于史学的大才子，在二十多年的大明宦海生涯中，也曾是文人士子学习的榜样：面对魏忠贤的拉拢利诱，他正气凛然，睥睨阉党，断然拒绝旨在责难东林党人的《三朝要典》编委职务；面对皇太极的攻城掠地，在群臣一片瑟瑟发抖的主和声中，他不畏权臣力陈抗清大计；在权臣奸党的诬陷之下，面对几无生还可能的廷杖酷刑，他同样是神态坦然，毫不畏惧。这也许是中国文人以至百姓们最喜欢看到的文人风骨、忠臣形象了。如果当时他能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因任何意外死去，那么，他也许就是书法史上的又一个颜真卿，抗清史上的又一个大英雄。然而，历史不是“如果”组成的，一切的变故都从大清豫亲王多铎的攻陷南京开始了。

1645年，多铎率八旗大军直下江南，兵临扬州时，南明小朝廷已是一片混乱，镇守扬州的史可法身为兵部尚书却无力调动增援的一兵一卒，被儒家忠君报国思想浸透灵魂的史可法决定与扬州共存亡。然而，力量之悬殊，大势之无奈，终于导致史可法兵败被杀，扬州城惨遭屠城十日的血光之灾。待扬州已下，南京已成砧上之肉。而此时的南京，皇帝逃遁，内宫大乱，平民百姓你抢我夺，无力回天的王铎无奈之中想到化装出逃，不巧又被民众认出揪回痛打。当多铎大军涌进城门之时，连死的机会都没有的王铎只得带着满身的伤痛，以南明次辅、大学士的身份与尚书钱谦益一起率马步兵23万人跪迎多铎。从此，王铎的一世英明就此完结，免遭屠城而活下来的南京百姓却痛骂其为汉奸，就在这种难言的屈辱中，一代草书大家崛起了。降清之后，作为笼络天下文人士子的最佳广告，王铎被加官晋爵。但是，已年过半百的王铎在清朝上层对前明汉臣的普遍怀疑中，政治上毫无作为。这不是江郎才尽，而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多方挤压的结果。此时的王铎，满腹经纶而不敢言，文韬武略无处说，贰臣的帽子之重，前朝遗民的鄙视，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这个生不逢时的书生。而他的灵魂深处并不乏正直刚烈，他的降清也许还有更多至今都无法讲清的原因。因此，既然无人能理解，那就生活放荡自我摧残，“居常垢衣冼足，不浣不洗，病亦不肯服药，颓堕益甚”，而心灵呢？何处可以安放那颗比以前更加激荡的心灵呢？于是他重新拿起了这管软毫，他要让笔变成矛，把纸作为阵，左右冲撞，愤懑满腔。如果说中国书法有养生聚气之效的话，那么王铎却是在自残。他把最斯文的书法之美远远地抛向了脑后，而对“怪、力、胆、气、怒、放手与撒手”大加礼赞。终于把世人眼中的政治懦夫内心的丈夫气概痛快淋漓地宣泄于外。于是，一代草书大家完全成型了，于是这个至死都不敢埋入祖坟的王铎，其故居成了今日河南孟津最著名的旅游景点。

俗话说，知人论世。对贰臣对艺术也是如此，其中关键在于知人，就像王铎死后唯一的墓志铭出自同病相怜的钱谦益一样，他理解王铎，因此这个墓志铭写的伤感而真诚：“既入北庭，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为叔孙昭子耶？为魏公子无忌耶？公心口自知之，子弟不敢以问请也。”

（2008年6月4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