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美术出版社熊英女士珍藏的长沙窑“三文”茶瓶，是研究中国茶文化罕见的新资料，对其烧制年代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为此，笔考根据该器的造型和铭文特点，试作如下考释。
一、“三文”茶瓶的造型和时代特点。
该瓶为外卷沿，筒形粗颈，圆肩，瓜棱形收腹，假圈足作圆饼底状，棱边短流，轮状弧形执手，通体施青黄色薄釉、流下用褐彩书“张家茶坊三文壹平(瓶)”等题记。器高18．5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10．5厘米。该瓶胎壁轻薄，类似仿金属器制品。
根据长沙五百座唐墓出土的陶瓷器及其器形演变的规律所知，这种薄胎仿金属执手壶的相对年代流行于九世纪长沙窑制品。与此相类似的薄胎瓜棱形执手壶(瓶)的相对年代不见于八世纪前期——即安史之乱以前的初唐和盛唐时期的产品。
二、“三文”茶瓶铭文的文化内涵。
“三文”茶瓶的流下用褐彩书写“张家茶坊三文壹平（瓶）”九字，经研究，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本文试作如下考释：
1.浅说“张家茶坊”
唐代是我国茶叶的重要发展阶段，饮茶之风已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长沙窑不仅生产“岳麓寺茶埦”、“镇国茶瓶”，而且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水的瓷器中还发现长沙窑制品中的“茶盏子”多种，从而可以证明：在唐代，中国的茶文化已飘香海外。
唐代，大江南北有许多名窑都生产茶具，如茶碗等。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笔者按：吴觉农先生在《茶经述评》的注释中说：上，有的版本为‘次’字。从下文看，应为‘上’字)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可见，当时学者对茶与茶具特点、功能已作了比较全面和很深入的研究。
中唐时期，京邑城镇大街小巷已出现了不少茶馆。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记载：“自邹、鲁、沧、棣、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张家茶坊”茶瓶的出现，可以见证唐代茶事之一斑。
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780年)，采纳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也就是说，唐代征收“茶税”，是始于唐德宗建中时期。同时，也间接反映八世纪末，中国茶业兴起的盛况。“张家茶坊”瓷瓶的出现，其相对年代大致处在征收“茶税”以后的一段时期——即八世纪末或九世纪初。
2.浅说“三文壹平(瓶)”
释“瓶”——长沙窑出土的盘口系钮壶书有“油瓶伍文”四字；筒形喇叭口执手壶的流下书有“镇国茶瓶”四字，另一喇叭口执手壶的流下则书有“许家绝上一升茶瓶好”九字。“张家茶坊三文壹平(瓶)”的“瓶”误写作“平”。说明目前考古界习称的所谓“执手壶”，在唐代均自称为“瓶”。
释“三文”——“三文”即三枚铜钱之意。唐代从武德四年(621年)宣布废止五铢钱，改行“开元通宝”钱。此后，高宗乾封元年(666年)还曾铸造以年号为名的“乾封泉宝”。这是一种虚价钱，新钱径一寸，却规定以一当十的比价与开元钱并行流通，由于社会各界人士均不认可，从而造成商贾不通。后来不得不停止使用。也就是说，唐代主要流通的货币是“开元通宝”铜钱。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两百九十年，货币经济比较衰退，特别在开元天宝以前的百年间，实物经济成分很大。”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说：“盛唐物价之所以低，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是国内太平，生产增加；第二是钱币数量不够……唐代实物经济所占成分之大正由于此，物价之低，也同这点有关系。”为此，有些学者则认为这种“三文”钱的低价茶瓶，其相对年代很可能是唐初或盛唐时期的产品，因为《唐语林》卷三《夙慧》记载：“开元初……四方丰稔……米每斗三钱。”《通典》也说“开元于三年以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一件茶瓶，只卖三文钱，显然很便宜。安史之乱以后，物价飞涨，平常米价大概要两三千文一石，三文钱肯定难买到一件茶瓶，所以有些学者提出该瓶生产的年代一定是安史之乱以前，物价很低贱时期的产品。
笔者认为：判定一件古瓷器的年代，不能单一地根据个别题记的铭文做文章，必须要结合古瓷器的造型、装饰（包括铭文）、胎质和釉汁的时代特点进行综合研究再下结论，否则是不可能得出正确解答的。为此，笔者根据“张家茶坊”瓶的时代特点，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的结果，兹提出如下新的看法：（详下文）。
为什么“张家茶坊”的题铭中，很明显地要书写“三文壹平(瓶)”呢?显然，其原因与唐代推行两税法有关。因为实行两税法后，购物通用铜钱。所以商品得按货币收费。唐代前半的税制是租庸调法。租是输米谷，调是纳土产，庸是代力役。因而实物经济的色彩很浓厚。唐德宗建中初，杨炎为相，定两税法，一切税收，全用铜钱。说明“张家茶坊”瓷瓶明码实价书明“三文一瓶”的出现，与唐德宗时推行两税法的经济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换句话说，“张家茶坊”瓷瓶生产的年代必然是唐德宗(780-783年)推行两税法之后的产物。《旧唐书》卷三一九《陆贽传》中说：“粟可耕而得，帛可织而成，而钱非官铸不行。”民间为了获得官方铸造的铜钱，不得不低价出售谷米和绢帛，以获取铜钱。因而当时社会上出现了“钱重物轻”的迹象。
据《通鉴》卷二三八记载：“元和六年(811年)，是岁天下大稔，米斗直(值)二钱者。”据彭信威先生研究：“米价在贞观三四年的时候，是每石四十钱，而且连年丰稔。八、九年的时候，每石五十钱。十六年全国平均每斗五钱。最便宜的地方是每斗三钱。”
唐王朝自从八世纪末改租庸调法为两税法之后，社会上出现“钱重物轻”的迹象。甚至出现“元和六年(811年)斗米直(值)二钱”的新纪录，——可见米价之低，显然已超过初唐贞观十六年(642年)“斗米三钱”的极限。说明商品标明钱价出售，是与唐代的税制推行两税法的历史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最后结论
l.“张家茶坊”瓶的造型，习见于长沙窑九世纪的执手壶。这种薄胎仿金属制品的陶瓷器，在长沙五百座唐墓出的陶瓷器中，为初唐和盛唐陶瓷器中所未见。根据该瓶的造型和
装饰特点，其相对年代当属九世纪制品，而不可能早至初唐。
2.“张家茶坊”铭文的出现，说明唐代已进入茶业的兴盛时期——其相对年代大致出现在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征收“茶税”之际，或稍后的一段时期。
3.茶瓶上，明码实价书写“三文壹平(瓶）”。其时代背景与唐代税制推行两税法之后，购物用铜钱，以及所出现的“钱重物轻”的迹象有关，说明推行两税法以后，钱货交易逐渐取代了实物交易的地位。
4.根据以上综合研究——器形演变和装饰特征，以及铭文特点的历史背景等等，从而可以确定锁定其相对年代处在八世纪末和九世纪初，而较确切的年代则以划定在唐元和年间较合适。
（2008年10月22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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