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进程中，传统书法也在不断地成长，出必然有其曲折所在。穿过历史的烟云，不妨拨开曾经遮盖二百多年的“云雾”，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清代的书学概况，以便从中汲取历史性的经验教训。
这个时期可以一分为二，前期是承继了明代的书法风气，由于直接资料（即真迹）的流通性极其有限，致使颇为发达的“帖学”逐步走入困境，至嘉庆以后，碑学逐渐兴起而为之后期。究其原因有五：第一，明末清初的统治者，偏好董其昌、赵孟頫体例，奏折、公文、科举均首选此体，幷列为“馆阁体”，因而世人风靡效之，由于起点低，可发展的空间狭隘，以致至嘉庆、道光年间，自然而然日见衰弱，又因历代阁帖几经翻刻的失真，和直接资料难于流通而使人失去信心。第二，在满清的高压统治下，当代学者、书家们力求变革的努力。第三，随着北碑大量的出土，使人产生了新鲜感。第四，当时金石考据学派的新兴。第五，以阮元为首的清代学究型著作的出现，确立了重碑抑帖的观念。无可否认的是：在当时对资料性质要求不高的前提下，不失为是一种探索性理论，但却把直接资料中字学内真实性的笔法精髓给抹煞了。从此以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维系着以阮元为首清代一流的考据学者，他们擅长经籍校勘，以金、石铭刻文字（这种间接资料）为基础，发展为金石学，引起包世臣《艺舟双楫》的重视，然后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总结，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书学理论。值得分析的是：此时的复杂性是由于间、直接资料性质不予区别而引发，然后照样也能产生出这一代的典形人物，但是所造成的后果，却使现代书史学家们无法深入，因为其中很难区分出各种细节中微妙的迹象，所以只能作出较为肤浅的梳理，对此笔者以为：作为研究者就应该予以正本清源。
阮元是清代著名考证学者，他精于经籍校勘，对金石学的探究功力尤其深厚，幷以金石资料为基础，形成了个人的一家之言，即《南北书论》与《北碑南帖论》，直接影响到清一代书家的成长。
在南北书派中，他自以为北派是中原古法，以拙胜巧，擅长榜书，气势豪放，视南派缺少古意，因此要提倡“重碑抑帖”。而南派向来长于用笔精究体势，见著尺牍，在减笔结体下，势必是少了篆隶古法。自魏晋以来，今文中(隶、草、楷、行)书体的发展，也是传统书写技法的发展，正处于正常的递进关系中，而阮元却偏要倒退，以为书法当以隶书为本，南帖无隶意，唯北碑可用之，他认为北碑拥有书法的正统性。而笔者认为其失误有：一、从书写技法上讲，隶、楷技法向来是不容等同的，而他坚持舍本求末，这就有悖常理了。二、对碑刻这一间接资料的性质缺乏定性，必须从本质上来认识事物的基本法则。三、倘我们已经确定“书法以用笔为上”作为基本准则，那么他的结论正好偏废了传统书法的主体特征，这也殃及到清代所有的著名学者、书家，他们所受影响之深刻，竟然到了不能自知有失偏颇的地步。
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一向被认为是继承了阮氏的“重碑抑帖”之说，其实包氏书法得益于帖学，而历来误以为包是碑学出身，原因是：1.包在《历下笔谭》中，对北碑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但在这之前尚无说法，更无定论。2.他把清代书家分为五品，把邓石如的隶篆分真行草皆列为上上品，誉其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基于以上原因才把包说成尊碑抑帖，事实上在《艺舟双楫》中找不到重碑抑帖的理论依据。
康有为才是真正建立起尊碑理论的人，因为他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出南北朝
之五大优点，然而康的主张不像阮元那样，严于区别“北碑”与“南帖”两个系统，虽因书法能够区分流派，但未必需要再分出个南北派。他又从南北朝不同时代中，探究出南、北朝碑刻均具有汉隶遗意的关系，幷把“爨龙颜碑”列为神品第一，康有为尊碑而幷不特别尊北碑，与阮元尊北碑有所不同。后人把康有为著作中的“十美”，看作评价南北朝碑刻的依据，最终成为碑学中美学理论的体系，也为南北朝时期的书学，建立了似是完整的美学理论，但显然不能兼容其他，因为这仅是一种风格而已，更谈不上就能代表书法的正统性。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随着河南省安阳县殷墟的发掘，甲骨文重见天日后形成了第一本专著《铁云藏龟》，还发现敦煌藏经洞大量的文物，均系文字诂释、考订与考古方面的专业资料，虽然不足以构成传统书法的主体，但都能假借书法形式来体现，这些就不属于本文需要研究和探索的范畴。
为了维护与不断完善传统书法的主体特征，作为传统书法的首选定义，必须界定在“书法以用笔为上”的技法范围内。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可以把包世臣、阮元、康有为三人的墨迹放在一起作个比对，后两者都是从事碑学的，但还是写不过帖学出身的包世臣，从而暴露出碑学中存在着先天性技法不足的缺陷，单凭这个不争的事实就能证明：间接资料中因为短缺技法中的真实依据，造成了这一时期在书写技法上的低能状态！由于这个结论的客观存在，那么又怎么可以拥有“正统”的说法、或者说占据了传统书法中的主体呢？要是总结一下的话，笔者认为：清代书史在传统书法中占有的地位仅是条支脉，其形式有余而实质性不足，因此讲不能代表传统书法的主流。自清代以来我国传统书法犹如一团迷雾，这都是对资料概念与属性混淆不清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对传统书写技法一知半解的佐证，最终成为一场文人喜欢玩弄的“文字游戏”，即碑、帖之争，该风气的影响一直沿袭至今，都是因为对于事物的本质在认识上不清所致。事实上属于表像与实质问题的冲突，到现在由于对直接资料认识与处理能力的提高，已形成了我们重视书写技法的基本理念，这样才可以慎重地宣告：千百年来传统书法中最基本的笔法认定问题已予解决（请阅笔者的专項研究：“传统书法、‘字当腕行’、沈尹默”）。对于在传统书法中再考订出严式的书写技法，笔者认为这是符合外延小内涵深事物内在规律所构成的定律，对此，我们在认识中应该解放思想，改变旧有的观念。首先需要加强事物合理与科学之综合性的思辩能力，其次要提倡方法论，再需由渐渐地领悟改为顿悟过来才好，这样才能真正继承和发扬我们中国传统书法中占有主流地位的、正统技法的传统艺术。
（2008年12月10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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