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恐于传统之中

对于传统而言，我们今天能继承、学习的，恐怕不是精华糟粕一概照单儿全收，必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此，惶恐于传统之中，是有感于在传统文化的精华面前，我们自己明显的不足。别的我不敢说，就书法和绘画来看，拿存世的精品书画来比较今天的书画，我指的是晋唐的书法，宋元的绘画，我们今天的人还没有达到古人的高度，更不要说超过古人。当然，在表现形式上一定是今古有别，但若论之以技法，即便是今天大师级的画家、书家，也不敢藐视古人的成就，这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尤其是书法艺术，至少有三点是今不如昔的“没办法”：一是毛笔，古代说到笔即软笔（相对于今天的铅笔、钢笔等硬笔而言），古人使得熟毋庸置疑，因此，在笔墨纸三方面的和谐配合，胜出我们今人且有较多经验，这是我们没法比的；二是以书取仕，字写得好可以当官。即便是明清时代的“台阁体”、“馆阁体”，虽不是个性书法，但因其倡导之功，凡欲求取功名者，莫不耽于翰墨，苦练其功。我们看看明清两朝的试卷，这也是今人自叹弗如的；三是读书人没有不从小临帖的，人人张口即来“适得书知足下……”“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 即便是像秦桧、蔡京、和珅这样的人物，也都是一笔好书法。就学习书法的时间长短来看，这更是我们今天达不到的。所以，在这些不争的事实面前，我们愧对古人，尽管是无奈的，但也是“心安理得”的。

再有，我们若以极其挑剔的眼光遍看历代存而至今的书法作品之后，再苛刻地筛过一遍，留下晋唐宋元明清的精品，摆在大家面前，放在今天书法家们的眼前，平静的去读、体味，大概我们先前内心激烈要“名世”的“狂傲”，已被挫去一半的“锐气豪情”了。故此，在没有读懂古人之前先别忙着“新”，看看我们在这些“旧”的东西面前，究竟达到了人家的高度没有？如果还强为之“新”，不是我执就是我慢。

《北京晨报》11月9日B12版上刊载了一篇姜寿田的《新帖学价值范式的确立》，副题是“张旭光帖学创作论”的文章。看了题目，我的心里就开始懵懂嘀咕起来，心想：什么时候又出了个“新帖学”研究？难道在孙承泽《闲者轩帖考》、周行仁《淳化秘阁法帖源流考》、程文荣《南村帖考》、林志钧《帖考》之外，别出一派新论不成？带着疑惑读完文章才知道，感情是在谈“帖派”书法的如何创新，这可不是什么“新帖学”。

“帖”的学问，自南唐后主李煜的《昇元帖》始，到北宋太宗皇帝命王著刻《淳化秘阁法帖》滥觞，一直到清末，由《淳化秘阁法帖》衍生出来的各种刻本，纷纷繁繁，子孙众多，兼有各家各门的刻本混杂其中，与“碑学”一样，是研究“本子”的学问。正所谓学者以研究立言，书家以书法行世，那么这个“新帖学价值范式的确立”就应该是在旧有帖派书法的基础上如何创新的事了。

文章开头这么说的：

在当代帖学转换中，张旭光无疑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以自身对二王帖学的深入研悟和卓荦实践将当代帖学的实践与认识水平推到一个新的境地。有理由认为，当代书法的历史性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已取决于帖学在当代的进展，这也同时使得帖学复兴面临着一个自清代以来难得的书史机遇。

什么是“在当代帖学转换中……”？在当代“帖学”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不论书功还是学问，当仁不让的人物应该是已故的沈尹默先生，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能超过他的人物出现。至于说“新的境地”，如果比较自家而言，我们并不置喙，然而动不动就将某人捧到一个高度，我们却不能置若罔闻，因为这种误导很容易变成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结果。二王的作品存世几无，不论是王羲之的《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兰亭序》，还是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王珣的《伯远帖》，上述中除了《伯远帖》外，几乎都是唐人的勾摹本，即便如此，今人的书法成就相比之下还是有不小的距离。“谙熟传统再开风气”，回溯历史，煌煌书法历史长河中，真正能立住脚跟的人，寥若晨星，其余只能说是各领风骚而已。这并不能使我们悲观，因为伟大的人物并不是车载斗量的，而是希如星凤。文章作者不知何种感慨，并且“有理由认为，当代书法的历史性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已取决于帖学在当代的进展，这也同时使得帖学复兴面临着一个自清代以来难得的书史机遇”。这种感慨发的匪夷所思，按照句中的意思“当代书法的历史性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已取决于帖学在当代的进展”，是说当代书法要取得大成就，“取决于帖学在当代的进展”，这似乎有点武断，难道具有金石味道的碑书就走到穷途末路了吗？今人周汝昌先生曾有言：“碑派书家往往功力极深厚，融会篆、隶、分、魏碑的笔法，走这个路子，写出来的字很有气魄，笔致浑厚高古，架势雄伟，作为大幅中堂、对联，悬挂在大厅里确有气势。”尽管周先生是扬帖抑碑的，但他肯定帖派书家“这些字，在古代分类法上，是‘行狎书’的字体风格，是写在笺纸上的活的字”的同时，并不否定碑派书家的作用。再者，碑派书家得在高古与气势，帖派书家赢在笔法趣味，二者各擅胜场，本是“双赢”的事情，怎么成了“当代书法的历史性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已取决于帖学在当代的进展”了呢！庆幸的是，张旭光展现的书法作品中，并没有“帖死”，而在刊头题字的“翰墨”和“九霄云紫，四野风和”的对联中，为我们展示了金石味道的书法，颇得伊墨卿和金冬心的综合。可见，书家与作者的意思并不一致。

文章接着说：

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赵、董对帖学的误读，抑或不是清人入主中原，打断了晚明帖学复兴的启蒙主义思潮，以程朱理学取代心学，强化书法领域的理学统治，并以赵、董作为官方帖学的最高范式，最终消解了以王铎、倪元璐、黄道周、傅山为代表的明末清初表现主义帖学，帖学自身无疑将继魏晋二王之后又臻至一新的高峰，而近代帖学史也将重写。

在该文作者的眼里，赵孟頫和董其昌简直就是钻进帖派书法程序中捣鬼的黑客，要不怎么说：“如果不是赵、董对帖学的误读……”只此一句，我想问问：赵孟頫尝言：“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董其昌亦言：“米海岳书，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八字真言，无等等咒也。”所言为何，所指为何？自宋四家除了蔡襄之外，开创出个人“尚意”风格的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再除去米芾传统创新兼而有之以外，苏、黄二人简直就是“离经叛道”，虽然他们那极富个人魅力的书法影响了千秋万
代，但才力不济的话，很容易流为“野狐禅”，因为他们较“山阴正脉”有些“跑题”。赵孟頫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提出“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强调的是笔法正脉。需要指出的是，赵孟頫虽然竭力提倡复古，但囿于自身原因，他的复古不是彻底的，而是简化了二王的好笔法，但不能就此说他是“误读”。董其昌亦如此，当徐渭、张瑞图、陈献章等人反传统的台风刮过之后，明季书坛的天空基本就被董其昌所占据了。董其昌是传统书法、尤其是二王书风的最后一位大师级的继承者。董其昌的艺术修养非常全面，和明季其他三家米万钟、张瑞图、邢侗相比，无疑他占有很大的优势。他的书法风格偏向于疏朗、清淡的一路，颇合士大夫阶层的审美取向，因此受到明季清初的追捧，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当晚明书坛上劲刮起反传统的风波之后，他能清醒地看到潜在的危险，这就好像元代赵孟頫提出复古的口号一样，虽然他没有大张旗鼓地宣称什么，但是由于地位不同，他用自己的艺术见解与实践，将有可能滑向纯艺术表现的徐渭式的书法，导引回原来的轨道，而且他的这种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我们后来人通过比较之后，才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也是董其昌并未误读“帖学”最重要的证明。

文章作者还说：“抑或不是清人入主中原，打断了晚明帖学复兴的启蒙主义思潮，以程朱理学取代心学，强化书法领域的理学统治……”清人入关之后，建立清王朝，康熙皇帝喜欢董其昌，乾隆皇帝称誉赵孟頫，而赵、董二人对匡扶书法正脉是有功绩的，这跟清人入主中原有何联系？况且，要说正统，有清一代王时敏、王翬、王鉴、王原祁一直是画坛的正统。清王朝并未胡来，在书法和绘画领域里不提倡“野的”，这在有清一代的书画史中完全可以看得到的。尽管书法领域里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弊端，尽管画坛有四王沿袭元明的单调，但正统的基脉却从未动摇。

还有不明白的，希望作者指点迷津，程朱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对于书法艺术究竟能左右到何种程度？我还想知道，在作者的字面背后，究竟是欣赏正统的帖派呢，还是在野的“帖学”？

“新帖学价值范式的确立”一文曾有这样的语句“而赵孟頫、董其昌则因其始终将二王帖学视作膜拜对象，以致最终断送了帖学”。这真是奇谈怪论，顶礼膜拜怎会“最终断送了帖学”？我看倒应该顶礼膜拜，五体投地地进去，才能精神焕发得出来！那种浅尝辄止、蜻蜓点水式的学习态度，最终导致的后果，历史上不乏其人，前车可鉴，不必饶舌。在此，我想再重申一下，在该文作者的眼中，如果是以二王作指归的“帖学”，那大可不必谈什么“新帖学”，只须看看宋代米芾的书作，能够达到他的高度便足以在今天称王做祖了，反之是不是在无佛处称尊？如果是“ 以王铎、倪元璐、黄道周、傅山为代表的明末清初表现主义帖学，帖学自身无疑将继魏晋二王之后又臻至一新的高峰，而近代帖学史也将重写”则“新帖学”又将会怎样？

文章最后说：

当代新帖学的出现，标志着当代帖学的全面复兴，同时也表明，继近现代帖学的历史低潮和碑学的强势笼罩后，当代帖学开始走出历史低谷。当代书法的存在危机表明复兴帖学是当代书法走出困境谋求历史超越发展的必然途径，同时帖学的多元化实践也表明当代帖学不是对二王帖学简单继承，而是整合性的多方位的历史超越。

不怕作者见怪，读了上面的话我自己都觉得有些难为情了。古人崇王羲之为书圣，景仰到今天。并将王羲之的字拆成“筋脉血肉骨”，还说某某大书家得王羲之“骨”如何，某某大书家得王羲之“肉”如何……可见，二王的字是我们穷其一生也难以登上绝顶的高峰，我们不能读了南朝书法家张思光的“非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就好似找到了能气壮的支撑，其实正如玄奘法师所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关于“新帖学”的提法，我想有句现成的话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不破不立”。破什么呢？“旧”的“帖学”破掉，才有建立新的可能，而“旧”的“帖学”是那么容易破的吗？不破而谈立，立在哪儿？想当初打倒孔家店，可九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不是还捧着于丹的《论语心得》读得津津有味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就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如果我们在高峰之外另立山头，其高度可想而知。

惶恐即敬畏，我们在古人书法帖本留给我们的吉光片羽之中，能有敬畏之心，才有奋起赶超之志。在学习中没有刻骨铭心的痛苦，便没有妙手偶得的快慰，而这种“快慰”并不是某一天的灵感发现，而必须有一段深入到古人的脊髓之中，得到究竟之后的“复出”。惶恐于传统之中，并不是畏首畏尾，而是知难而进，不知难焉能谈进？

（2008年11月26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