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岱庙出土的部分“官”字砖
图2 部分阴文“官”字拓片
2002年4月，泰安市
在清理岱庙西城墙遗址时，于西华门北侧城墙的内侧发现带有“官”字款的城墙砖，此次共清理出铭文砖16块。
岱庙城墙中所发现铭文砖，形制大致相同，其中完整者7块，砖长40－41、宽19－19.5、厚6－6.5厘米。铭文分阴文与阳文两种，均为模印。印文位于砖的正面，字形尚不统一（图1）。从字迹上看，阴文较阳文规整，阳文多有变化。阳文中“官”字上部宝盖的横折处多呈弧形，而阴文“官”字的宝盖横折，较为平直，字的竖划粗于横划，其横折处的肩部，已带有明显“宋体”字的特征。
据考古资料，作为建筑材料的砖，最早发现于陕西扶风云塘西周时期的灰坑中，据分析是贴墙用。带有铭文的砖，早见于陕西咸阳战国晚期砖作坊的遗址中。而铭文砖流行于两汉两晋时期，不同时期的砖铭，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字有多有少，但就其内容而言，有记名、标记、纪年、纪事、吉语等，而较为突出的则是官署名、官职、地名、人名和物名等，其书体也多种多样，多是当时所流行的字体。而铭文的形式，模印是较为普遍的一种。所谓模印，即先将文字刻在某一“模子”上（“模子”或木质或石质或陶质），然后用模子压印到未干的砖坯上。另外，还有刻划、书写等形式。岱庙所发现的砖文，均是用模子压印的。
目前就已发现的砖铭看，仅铭一“官”字的不多，与其相比较，“官”字款多见于生活器皿瓷器上。迄今发现的“官”或“新官”字款瓷器在唐宋时期多有发现。在“官”字所包含的具体意义上，有的人认为“官”字即官窑的标志，是朝廷直接管理、其产品专供宫廷之用的；也有人认为，瓷器上的“官”字，并非“官窑”之意，“官”是太官署的简称。正因为如此，在宋代仁宗、英宗时期，太官署的职事已隶御厨，之后神宗又官制改革，撤销了太官署，故在仁宗、英宗后，瓷器就没有了“官”、“新官”的铭文。但总的来讲，这个“官”字，与官方有关，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其“官”字产品，一部分可作为贡品用于朝廷，一部分可用于官署及庙宇。与砖同类的瓦作，也曾出现类似铭文“官瓦当”，被认为是西汉官署通用之瓦。
岱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汉代，现有规模形成于宋代，后屡有重修。1984年为配合正阳门的修复工程，专业人员曾对其遗址进行了挖掘清理，考古资料表明其为宋代门址。西华门遗址与其同处于一个文化层面上，可以认定所出土的铭文砖为宋代遗物。这在其他的
中，也能找到相应的参考资料。
1984年10月至1985年8月，在河南巩县北宋元德李后陵的发掘中，除有众多器物的圈足内阴刻有“官”字款外，还同时还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铭文砖，其中就有“官”字款的，铭文模印。此墓有明确纪年，时间在北宋早期（埋葬时间为公元1000年）。从铭文砖的砖形及模印特点看，岱庙城墙铭文砖与其接近。同样作为“官”字款铭文砖，还有一则资料，也可以作为参考依据。在杭州雷峰塔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160多块有模印文字的塔砖。这些模印文字的内容一类属于民间捐助者的乡里、姓名，另一类则是“官”字款的官方制品。发掘者认为雷峰塔的年代为北宋时期。这都可印证岱庙西城墙所出土的“官”字款砖应在北宋时期。
再从其“官”字的字形分析，也具有“宋体”的特点。宋体是宋代书籍印刷中所用的一种结构方整的字体，它的形成有一定的演化过程，逐步形成横轻竖重、结构方整的特点。从岱庙西城墙砖铭文字形看，已有着从书写的楷体向印刷型的宋体演变的轨迹特征，如仅就几个阴文来看，已基本具备了宋体字的这些特点（图2）。这在书体史上，也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由此可以确定：岱庙西城墙内出土铭文砖应为北宋遗物。“官”字款表明，其砖是官方组织烧制的，这一点也是与岱庙历代由官方管控的属性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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