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陈列了两件中国六朝时期的蝉纹金饰。一号蝉纹金饰（图1）长8.4厘米，宽8.2厘米，下部为方形上部收起呈尖状，外围一圈三角形突起，总体呈镂空金片状。二号蝉纹金饰（图2）长5.1厘米，宽4.6厘米，外形与一号金饰基本相同，下有青铜衬板。同类金饰在六朝时期的墓葬中时有发现，北方地区的敦煌前凉氾心容墓出土1件（图3），辽宁北燕冯素弗墓出土2件（图4），南方地区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1件（图5），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1件（图6），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出土1件。（图7）此外，美术馆认为馆藏两件金饰为汉晋典籍中所记载的“金珰附蝉”，象征高洁。文中拟对“金珰附蝉”的由来发展、其所体现的铸造技法与细部造型，及其使用方式进行探讨。
一、“金珰附蝉”的由来与发展
“金珰附蝉”的记载，较早可见于东汉蔡邕的《独断》，“侍中、中常侍加黄金附貂蝉鼠尾饰之，太传胡公说曰，赵武灵王效胡服始施貂蝉之饰，秦灭赵，以其君冠赐侍中”。《后汉书·舆服志》中亦有“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的记载。《晋书》中的记载尤为详细，“侍中常侍则加金珰，附蝉为饰，插以貂毛，黄金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由此可知，“金珰附蝉”应是一种冠饰，来源于赵武灵王仿效胡服。其与貂尾一起连用，形成“貂蝉之饰”，亦简称为“貂蝉”。秦朝时期，皇帝将饰有貂蝉之饰的帽子赐给高官“侍中”。汉代除侍中外，还有中常侍亦使用饰有貂蝉之饰的帽子，还称之为“赵惠文冠”。晋代，关于侍中、常侍等不同官职，所配的“貂蝉之饰”还以左右来加以区分。
六朝时期，社会动荡，原在秦汉只供侍中等高官使用的“金珰附蝉”，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了供女性使用、滥发粗制、任意赏赐的情况。六朝墓葬中时常发现的蝉纹金饰，正是对于文献中所载上述现象的有力证明。
首先，《晋书》中即有“女尚书著貂蝉佩玺陪乘，载筐钩”的记载。《北史·王云传》中针对晋书中“女尚书著貂蝉”的这类史实，王云的长子王澄上表谏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见缀金蝉于象珥，极鼲貂于鬓发。江南伪晋穆何后有女尚书而加貂榼，此乃衰乱之世，妖妄之服。且妇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阴而阳，故自穆、哀以降，国统二绝。因是刘裕所以篡逆。礼容举措，风化之本，请依常仪，追还前诏。”帝从之。可见本为传统男子之服的“貂蝉”在此时被女性使用，被认为是“妖妄之服”，衰败象征，最后皇帝听从建议，对于女性着“貂蝉”加以制止。另外，敦煌前凉（即东晋）氾心容（女性）墓中出土的蝉纹金饰，则是六朝女性使用“金珰附蝉”的明证。
其次，“狗尾续貂”这一成语就描述了“貂蝉”在该时期滥发粗制的现象。《晋书·赵王伦传》中有言，“伦从兵五千人，入自端门，登太极殿，满奋、崔随、乐广进玺绶于伦，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岁，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皆不试；计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学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学二十年，皆署吏；郡县二千石令长赦日在职者，皆封侯；郡纲纪并为孝廉，县纲纪为廉史。以世子荂为太子，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诩为侍中、抚军将军、霸城王，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张林等诸党皆登卿将，并列大封。其余同谋者咸超阶越次，不可胜纪，至于奴卒斯役亦加以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人为之颜曰：‘貂不足，狗尾续。’而以苟且之惠取悦人情，府库之储不充于赐，金银冶铸不给于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终矣。”赵王伦篡位后，滥封官爵，广赐“貂蝉”，使得国库虚空，金银不足，连做“貂蝉”的貂皮都没有，只能以狗尾补上，可见当时蝉纹金饰的滥发颇为严重。
最后，“金珰附蝉”在六朝似乎只是一种荣誉的象征，由皇帝随意赏赐，没有严格的等级官位的使用规定。如《晋书·山涛传》有载，并未任侍中一职的西晋名士山涛，在逝世时却被诏赐了“侍中貂蝉”一物。此外，《南齐书·周盘龙传》中有言“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可见老将周盘龙所着的“貂蝉”，是因为赫赫军功而赐，是作为一种荣耀的象征，和他实际担任的官职关系不大。
二、铸造技法与细部造型
两件蝉纹金饰多处由金珠连结而成，墓葬中所有蝉纹金饰均有此特征，这种工艺被称为“金银珠”。美术馆介绍这种工艺来源于埃及或叙利亚地区，传入中原后经朝鲜半岛，进入日本。齐东方先生亦认为此种工艺是来源于西方，然后经由西北游牧民族传入中原。美术馆研究者与齐先生分别根据山东莒国故城出土遗物和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金银珠工艺饰品，不约而同的将其传入中原的时间定在西汉时期。齐先生认为东汉金银珠技术已很熟练，在六朝时期大肆流行于各类饰品上，这一判断与各件蝉纹金饰上所见现象相符。
六朝时期，在北方的铅釉陶上还流行过一种被称为“连珠纹”的纹饰，如北魏洛阳大市遗址出土的釉陶碗残片（图8）。这类陶器被认为是北魏延续了十六国时期铅釉明器生产的结果，表达了当时人们对西方玻璃器、金属器的追求。再具体到纹饰上，笔者发现这种“连珠纹”呈现出的用金黄色、白色描绘或大或小的连串圆点的方式，很可能就是对于六朝时期金银器上随处可见的“金银珠”技术的模仿。在廉价的铅釉陶上模仿贵金属金银上的装饰，作为下葬明器来使用，反映了当时葬俗中对于世间流行的追求。且“连珠纹”装饰的铅釉陶在北方多见，亦从侧面再次证实了齐先生对于“金银珠”工艺经由西北游牧民族传入中原的流传路线的判断。
两件金饰除了蝉纹外，其他细部造型，如：整体外形的命名、边框纹饰、一号金饰的三角形突起等，亦值得关注。
首先，学界惯将此类蝉纹金饰的外形称为“山形”。这应是从晋帝冠饰“金博山”（图9）、汉后“山题”步摇中的“山形”金饰借称而来，但山形金饰皆为皇家所佩，而“金珰附蝉”从秦朝开始，为帝皇赏赐给大臣所用的。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臣子冠饰的造型仿效帝后冠饰可能不大。比较同时期器物，笔者发现六朝青瓷的莲瓣纹饰与蝉纹金饰外形惊人吻合（图10）。六朝时期，莲瓣纹饰在石刻（图11）、瓷器等艺术品上颇为多见，究其缘由是因为莲花在佛教中有着特殊的含义，是圣洁的化身，随着佛教在六朝的流行，莲瓣纹装饰亦流行起来。此时，常见的蝉纹金饰的外形效法与佛家渊源颇深的莲瓣，可能性很大。
其
次，若将两件馆藏金饰边框上的纹饰与墓葬中出土蝉纹金饰的边框纹饰加以对比，则可更加明晰馆藏金饰的来源及年代。一号金饰边框上有用金珠缀成的花朵状纹饰，这与南京市温氏家族墓出土的金饰边框纹饰极为相似（图7），可知一号金饰可能源自东晋的南方地区。二号金饰边框上为“唐草纹”，这种植物纹饰中应该还融入了魏晋时期流行的云气纹，这种饰有“唐草纹”的金饰边框还可以在敦煌氾心容墓中看见（图3），据此二号金饰有来自于东晋北方地区的可能。
最后为一号金饰三角形突起问题。根据二号金饰可知，三角形突起应是折于衬板上的固定物。这在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中亦得见，但墓中固定物已经折于背后，并不同于一号金饰这样展开。一号金饰三角形固定物完全展开，而蝉身的纹饰较之其他蝉纹金饰明显过简，腹部的纹饰完全没有，当然这有可能是在流传中缺失了，但缺失的痕迹不明显，笔者在此推测一号金饰很有可能是尚未完成的作品。若真是如此，一号作品则为后人保留了蝉纹金饰上衬板前的制作状态，弥足珍贵。
三、使用方式辨析
根据文献，对于侍中等男子官员而言，蝉纹金饰毫无疑问是作为冠饰而使用的。而《北史·王云传》则对于当时女性使用蝉纹金饰的方式，给出了宝贵线索，所谓“缀金蝉于象珥”，即将蝉纹金饰缀在象牙耳饰上，这与男子将之饰于冠上大为不同。而且正是这样将金蝉做耳饰的行为，让笔者意识到，女性作为耳饰的蝉纹金饰应该不需要像男子饰于冠上那样，在下面添加衬板，因为这样会大大增加蝉纹金饰的重量，让女性的耳朵难以承受。如果不需要加衬板，那么与之对应，女性使用的蝉纹金饰上应该没有类似于三角形突起物这样的的将金饰固定于衬板上的设计，或是像北燕冯素弗墓中出土的蝉纹金饰上具有将金饰和衬底缝连在一起的镂空纹痕（图4）。考古中确有这样一实例，敦煌前凉女性，氾心容墓中蝉纹金饰的出土位置在棺内头部，这与耳饰应位于头部相合，且此墓出土的蝉纹金饰从图片和发掘者的文字记录中都显示没有类似于一号金饰这样的固定物设计或是冯素弗墓中蝉纹金饰的缝连设计。因此，氾心容墓中的蝉纹金饰很有可能是作为墓主的耳饰加以使用的（图3）。
在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发掘中，与该墓蝉纹金饰一起出土的还有其他三片金饰和一些长条金叶片，其中有些金片背面附有少量漆皮，说明这些金片极有可能是饰于一件漆器之上的装饰品。（图5）南京大学还根据这些金饰对漆器做了模拟复原，但南大考古组当时对蝉纹认识有误，认为是龙纹，并结合另一片金饰，给出在漆器上龙虎相对的解释。现在一般研究者都已经认为南大墓中出土的应为蝉纹金饰，但对于南大考古组提出的所有金饰应为一组装饰品的说法还是表示赞同。笔者通过图片观察这些金饰，其造型处理上确有相似之处，材质呈色亦相同，应是组合使用的，南大考古组认为所有金饰皆为一件漆器的装饰品这一说法可以成立。这说明蝉纹金饰除了作为冠饰、耳饰外，还可能作为漆器的装饰品。
此外，美术馆研究者根据其配套展出的丸形饰品（图12）提出，蝉纹金饰有饰于盛装衣物的可能。笔者认为美术馆的分析欠妥，因为丸形饰品与蝉纹金饰并未明文表示是出土于同一未受扰动的墓葬中，若是日本藏家辗转他人之手而来，只是因为造型有些许相似便认为与蝉纹金饰为一组合，这样得出结论太缺乏可信度。且就算真为同一组合，那丸形饰品饰于盛装衣物上的证据美术馆研究者亦未提供，该分析缺乏说服力。而韦正先生则认为蝉纹金饰可能为女性头饰——步摇的组成部分，并提供了许多间接的证据（包括之前提到的氾心容墓的例子），但这一观点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和文献记载的支持，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四、结语
白鹤美术馆所藏蝉纹金饰造型优美、工艺精湛，史称“金珰附蝉”。这类金饰最早由赵武灵王从胡人衣物中引入，与貂尾并用，形成名为“貂蝉”的冠饰。秦汉由侍中等高官专用，晋代对于不同官职的佩戴方式还进行的严格规定。但六朝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礼制崩坏，蝉纹金饰适用的对象并不完全如《晋书》所载的那般准确，而是变得极为广泛，女性佩戴、粗制滥用、随意赏赐等现象颇为常见。
工艺来看，蝉纹金饰上的金银珠法来自于西亚地区，至少与西汉时期已经传入中原，在六朝该工艺颇为流行，其他墓中的蝉纹金饰上也都有着“金银珠”工艺的痕迹。这一工艺，对于同一时期的铅釉陶明器装饰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之，“连珠纹”铅釉陶明器在北方的流行也暗示了“金银珠”工艺的传播路线。
考察细节造型，馆藏金饰整体呈莲瓣造型，莲花为佛教圣花，六朝时期佛教风靡，金饰的莲瓣造型，连同这时期的石刻、陶瓷装饰一起，为这一史料记载增添了实物证据；而将边框的细小纹饰与墓葬同类器物的纹饰进行比对，可以得到一些关于时代与来源的新信息，一号金饰很可能来源于东晋南方地区，而二号金饰则可能来自东晋北方地区；一号金饰展开的三角形固定物和极简的纹饰说明该金饰可能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
使用方式上，根据文献记载和确凿的考古证据，蝉纹金饰有作为男子冠饰、女子耳饰和漆器装饰的可能，其他作为衣饰和作为步摇的一部分等观点则有待于考古、文献方面新证据的出现再加以判断。
（2014年5月7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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