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 副教授）
范江欧美（武汉市考古研究所 助理馆员）
历史上对于两汉五铢钱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代前期及其以前。这一阶段的泉家和钱谱，只局限于史书中提到的几种五铢钱，而且多是照抄文献，对于具体形制、钱文特征少能涉及。第二阶段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由于有一批五铢钱范尤其是纪年钱范被发现，学术界对五铢钱研究的深度及广度都有了很大提高。第三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洛阳烧沟地区，清理了一批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晚期的墓葬，其中出土了近万枚五铢钱。由于这是一批经科学发掘出土的考古材料，同时其年代跨度长，各个阶段的资料相对也比较齐全，因此为两汉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洛阳烧沟汉墓》中有关五铢钱研究的部分，也就成为其后数十年两汉五铢钱分期断代的重要标尺[1]。
近20余年来，结合大量纪年钱范资料，学术界对于西汉五铢钱的研究，较之《洛阳烧沟汉墓》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分期更为细致准确，各阶段五铢钱特征的归纳更加清晰。但是对于东汉五铢钱的分期，则基本还停留在《洛阳烧沟汉墓》的基础上，并且有东汉五铢钱“基本上都属于建武型五铢……构不成时代特点，不能作为断代依据”[2]的观点。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首先，东汉时期的货币铸造由地方郡县执行，中央只是作宏观管理与控制[3]。因此，东汉五铢钱的形制不如西汉整齐划一，钱文特征也较西汉复杂多变，演变轨迹不似西汉线索分明。这些无疑增加了对东汉五铢钱进行分期研究的难度。其次，自《洛阳烧沟汉墓》构筑了东汉五铢钱演变的基本框架以后，几无能够与之媲美的出土材料及相应研究成果问世，又不能如西汉时期有大量纪年钱范可资对照。因此，研究者多以纪年墓材料为依据进行相关探讨。但是，东汉时期纪年墓数量不多，不同时期的纪年墓又散布于不同的地区，各纪年墓中出土的特征上有所差别的五铢钱类型，究竟是时代的变化，还是地域的差别，便难以遽论。其三，钱币是耐用品，墓葬内出土的钱币，往往混杂了不同时期的产品。纪年墓的数量既少，对出土钱币的报道又往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样难免会影响我们对东汉五铢钱整体发展轨迹的判断。有鉴于此，本文希望以纪年墓材料为纲，结合非纪年墓材料，借助于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在《洛阳烧沟汉墓》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东汉五铢钱演变的一些规律。
一、东汉五铢钱的类型分析
依据纪年钱范和纪年墓出土的五铢钱，结合非纪年墓的资料，我们把东汉五铢钱大致分为两类共8型。
甲类钱形完整。以钱文特征的不同，可分为5型。
A型“五”字交笔外放形。“五”字宽大，中间交叉两笔缓曲，与上下两横相交处呈外放状；上下两横多不出头。“铢”字“朱”旁上部多圆折。据“铢”字特征分为6式。
AI式“五”字上下两横略有出头。“铢”字“朱”旁上部较短，两竖基本竖直，下部略长；上下两部分之间间距较大，字形较长，结构略显松散。标本建武钱范钱模[4](图一：1、2)。其他可举陕西咸阳[5]（图一:3）、河南洛阳[6](图一:4)两例。
AⅡ式:“五铢”二字笔画变粗。“五”字上下两横出头不明显。“铢”字“金”旁头为大三角形；“朱”旁上部变长，上下两部分长度接近，中间间距变小；字形略宽短，结构比较紧凑。可分为2亚式。
AⅡa式:“铢”字“朱”旁上部左右两竖竖直或有弯曲、内敛。标本四川绵阳朱家梁子M3[7]（图一:5），陕西咸阳教院[8]所出(图一：6)。此类五铢钱出土数量多，范围广，我们可列河南洛阳[9](图一:7)、重庆奉节[10](图一：8)、四川成都[11]（图一:9）等所出数例。
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12]、《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13]等，已能将AI式与AⅡ式五铢区别开来，分别被列为两式或两型。
AⅡb式“铢”字“朱”旁上部左右两竖外张，整个上部呈倒抛物线状。标本陕西185煤田地质队咸阳基地东汉墓[14](图一：10)、湖南资兴M499 [15](图一：11)所出。
AⅢ式:总体特征与A Ⅱ a式相近，但“铢”字“朱”旁中间竖画较长，其下端超出“铢”字本身长度。标本河北定县北庄汉墓[16](图一：12)所出。
AⅣ式:“铢”字“朱”旁上部方折。标本河北易县[17]（图一：13）、河南郏县[18](图一：14)所出。此外河南邓县[19]亦有出土。
AV式制作粗率，文字书写草率，用笔无章法。“铢”字结构左长右短；“朱”旁上部方折，下部两竖内敛呈花苞状，上下两部分长度相近而均短，中间间距较大，但字形短小，因而结构显得局促。标本河北定县北陵头M43 [20](图一：15)所出。
AⅥ式:钱文特征包括A型的前五式，但钱背有四出文。标本陕西兴平[21]（图五：1）、甘肃庆阳[22](图五：2)所出。
B型“五”字交笔略敛形。“五”字较A型略窄，中间交叉两笔弯曲程度大，与上下两横相交处外放程度不如A型；上下两横出头。“铢”字“朱”旁上部圆折。据“铢”字特征分为3式。
BI式“铢”字“朱”上部较短，下部略长，中间间距较大，字形较长，结构略显松散。标本建武钱范钱模（图二：1、2）。其他可举陕西绥德[23]（图二：3）、南郑[24](图二：4)，河南济源[25]（图二：5）等所出数例。
BⅡ式:“铢”字“金”旁头呈大三角形；“朱”旁上部变长，左右两竖竖直或有弯曲；上下两部分长度接近，中间间距变小。字形略宽短，结构比较紧凑。标本重庆奉节赵家湾M8[26](图二：6)、四川成都勤俭村M1 [27]所出（图二：7）。其他可举陕西西安[28](图二：8)、河南洛阳[29](图二：9)、四川涪陵[30](图二：10)等所出数例。
BⅢ式:钱文特征同Ⅰ、Ⅱ式，但钱背有四出文。标本河南洛阳烧沟M147 [31] (图五：3)、河南宜阳[32](图五：4)所出。
C型“五”字交笔内敛形。“五”字较窄，中间交叉两笔弯曲程度大，与上下两横相交处呈内敛状，使上下两部分略呈子弹头形相对；上下两横一般出头。“铢”字“朱”旁上部多圆折。据“铢”字特征，可分为5式。
CⅠ式:“铢”字“朱”旁上部较短，下部略长；上下两部分之间间距较大，字形较长，结构略显松散。标本建武钱范钱模（图三：1、2）。其他可举陕西高陵[33]（图三：3）、商州[34](图三：4)，重庆奉节[35]（图三：5）等所出数例。
CⅡ式可分为2亚式。
CⅡa式:“铢”字“朱”旁上部变长；上下两部分长度有的比较接近，中间间距变小，结构比较紧凑。标本重庆奉节赵家湾M8 [36](图三：6)、四川成都高新区勤俭村M2[37](图三：7)所出。其他可举陕西咸阳[38](图三：8)、河南济源[39](图三：9)、重庆巫山[40](图三：10)等地所出数例。
CⅡb式:“铢”字“朱”旁上部左右两竖外张，整个上部呈倒抛物线状。标本河南偃师姚孝经墓[41]（图三：11）所出。此外可举重庆奉节[42](图三：12、13)、四川成都[43]（图三：14）、河北易县[44]（图三：15）等地所出数例。
CⅢ式:“铢”字“朱”旁上下两部分均加长，间距有的大，有的小，整个字形显狭长。标本陕西咸阳教院东汉墓[45]（图三：16）所出。此外可举陕西长安[46]（图三：17）、勉县[47]（图三：18）等数例。
CⅣ式:“铢”字“朱”旁上部方折。“金”旁头呈大等边三角形。“五铢”二字字形端庄，结构匀称紧凑。有别于西汉五铢钱。标本西安昆仑机械厂[48]（图三：19）、山东梁山馍馍台M1 [49]（图三：20）所出。
CⅤ式:钱文特征同前四式，但钱背有四出文。标本武威雷台汉墓[50]（图五：5）、河南洛宁[51]（图五：6）所出。
D型:“五”字交笔倾斜形。“五”字较窄，结构不正，字形右倾。据“铢”字特征分2式。
DⅠ式:“铢”字结构左右平齐。“朱”旁上部圆折；上部较短，下部略长，中间间距较大，字形较长，略显松散。标本建武钱范钱模（图四：1）。
DⅡ式制作粗率，文字书写草率，用笔无章法。“铢”字结构左长右短；“朱”旁上下两部分均短且近方折，字形短小，因而结构显得局促。标本河南洛阳烧沟M147 [52](图四：2)，此外山东阳谷[53](图四：3)亦有出土。
E型:“五”字交笔折笔形。“五”字上下两横基本不出头。“铢”字“朱”旁上短下长；字形较长，结构有的紧凑，有的略显松散。可分2亚型。
Ea型:“五”字中间交叉两笔的上下两端折曲，与两横相交处呈垂直状或近垂直状。标本河南洛阳烧沟M114 [54](图六：1)、M1019[55]（图六：2）所出。此外可举山西离石[56](图六：3)、山东淄博[57]（图六：4）等所出数例。
Eb型“五”字中间交叉两笔不对称，在与上下两横相交处，右笔略外放而左笔内敛。标本河南洛阳烧沟M114[58](图六：5)。
乙类:钱形不完整。因流通过程中盗铜为目的，使钱的外形人为遭到破坏，可分为3型。这三型五铢钱的钱文特征一般不出甲类五型的范畴。
A型:磨郭五铢。边郭被磨去一部分或全部（但基本不伤及钱肉及文字）。标本四川绵阳朱家梁子M3[59](图七：1)所出。
B型:剪边五铢。不但边郭不存，文字及钱肉的一部分也被剪凿掉。标本陕西华阴M1[60]（图七：2）。
C型:■环五铢。标本陕西西安昆仑厂汉墓[61]（图七：3）所出。
二:东汉五铢钱的分期与年代
在上述型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纪年钱范、纪年墓以及一些时代相对比较明确的非纪年墓资料，我们把东汉时期的五铢钱分为六期。
第一期，包括甲类AⅠ式、BⅠ式、CⅠ式、DⅠ式。其共同特征为“铢”字“朱”旁上部较短，两竖竖直，下部略长；上下两部分之间间距较大。“铢”字形较长，结构略显松散。因为它们均可见于传世的“建武十七年”钱范，所以第一期的时代为东汉光武帝时期。
第二期，包括甲类AⅡa、AⅡb，BⅡ，CⅡa、CⅡb式及乙类A型。依“铢”字的特征可分为两组：
第一组为甲类AⅡa、BⅡ、CⅡ a，共同特征为“铢”字“朱”旁上部变长，左右两竖竖直或有弯曲、内敛；上下两部分长度接近，中间间距变小。字形略宽短，结构比较紧凑。此组五铢钱目前所见最早的纪年材料为陕西咸阳教育学院东汉墓，其中的M2有明帝永平三年（60年）纪年。但此墓使用的时间很长，有的遗物明显偏晚，而且简报未能注明钱币拓片的出处，因此不宜作为断代依据。稍晚的纪年材料为四川绵阳朱家梁子M3（棺不明，似应为单棺墓），此墓有章帝元和二年（85年）纪年，出土甲类AⅡa式五铢。此外，在属于东汉早期的重庆奉节赵家湾M8中，此组五铢钱的各型式都有出土。因此，此组五铢钱的时代可以定在明帝、章帝时期。
第二组为甲类AⅡb、CⅡb，共同特征为“铢”字“朱”旁上部左右两竖外张，整个上部呈倒抛物线状。此组五铢最早的纪年材料为河南偃师姚孝经墓，该墓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纪年，出土CⅡb式五铢（该墓有三具棺木，从出土器物的形态及分布状况分析，三具棺木下葬的年代差距不明显，而且所出遗物未见有明显晚于明章帝时期的特征，因此，该墓三具棺木下葬的年代当与字砖所记“永平十六年”大致相当）。结合重庆奉节赵家湾M8、周家坪M3等东汉早中期墓葬材料，此组五铢钱的时代亦可定在明帝、章帝时期。
此外，四川绵阳朱家梁子M3还出土乙类A型五铢，此类磨郭五铢的钱文特征为东汉甲类CⅡa式五铢钱，因此它不是西汉磨郭五铢钱的沿用，说明东汉至迟到章帝时期，磨郭五铢钱已经开始出现。
综上分析，第二期的年代可定在东汉明帝、章帝时期。
第三期，包括甲类AⅢ式，CⅢ式，Ea、Eb型。据“铢”字特征可分为两组：
第一组为甲类AⅢ式。此式与属于第二期的AⅡa式特征基本相同，只是“铢”字“朱”旁中竖较长，可以把它看做是甲类AⅡa式的一种特殊形态。目前发表的资料中似未见与之相类者。由于它出土于时代相对比较明确的河北定县北庄汉墓中，墓主推测为死于和帝永元二年（90年）的中山简王刘焉，这里我们把它单列出来作为一式，看是否有新的出土材料可以与之呼应。此式五铢钱的年代为和帝时期或稍早。
第二组为甲类CⅢ式，Fa、Eb型。共同特征为“铢”字“朱”旁上短下长，但上下部的长度均明显大于A~D各型的第Ⅰ式；字形长大，结构有的紧凑，有的略显松散。此组五铢目前所见最早的纪年材料为陕西成阳教育学院汉墓，出土甲类CⅢ式五铢，但此条材料已如前所述不能作为断代的依据。其次的纪年材料为河南洛阳烧沟M114(单棺)，此墓墓主郭躬，推测与《后汉书》上的郭躬为同一人，死于和帝永元六年（94年）[62]。该墓出甲类Ea、Eb型。因此，此组五铢钱的年代可暂定为东汉和帝时期。
综上分析，第三期的年代可定在东汉和帝时期。
第四期，包括乙类B型、C型。本期据目前所知的纪年材料，未见有新的钱文形式出现，所见乙类B型、C型，均是对当时流通的五铢钱进行偷铜加工后出现的。其中乙类B型五铢为剪边五铢钱，乙类C型五铢为■环五铢钱。一般而言，剪边五铢和■环五铢可以看做是一对孪生兄弟。目前最早的纪年材料见于陕西西安昆仑机械厂东汉墓（棺不明），该墓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纪年，同出乙类B型、C型。此外有助于对此类五铢钱进行时代判断的材料还有陕西华阴Ml（似应为单棺），该墓出乙类B型五铢钱，墓主刘崎，东汉顺帝阳嘉三年( 134年)于司徒任上被免，卒年不详[63]。据其子刘宽的情况[64]，推测其卒年应在顺帝或桓帝时，可能可以早至顺帝时期，如发掘报告即说刘崎在免职后不久就病死于家中。在非纪年墓材料中，此类五铢东汉早期不见；定在东汉中期的墓葬因年代跨度的问题，有的已有出土；东汉晚期的墓葬中则多见。因此，综合纪年墓及非纪年墓两方面的材料来看，第四期的年代可以定在东汉顺帝至桓帝时期。
第五期，包括甲类AⅣ式、CⅣ式。共同特征为“铢”字“朱”旁上部呈方折状，但其“铢”字“金”旁头呈大等边三角形，“铢”字结构匀称整齐的特征又有别于西汉五铢钱，而且甲类AⅣ式五铢的“五”字与东汉A型五铢同为一脉，甲类CⅣ式五铢“五”字端庄整齐，也与西汉五铢钱不类。此类五铢所见最早的纪年墓材料为陕西西安昆仑机械厂汉墓及山东梁山馍馍台M1（该墓推测为夫妻合葬墓，因扰动较大，且可辨识的器物不多，姑以墓中所出画像石中的永康元年作为墓葬年代），分别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及桓帝永康元年（167年）纪年，均出土甲类CⅣ式五铢钱。因此，第五期的年代可定在东汉桓帝时期。
第六期，包括甲类AV式，AⅥ式，BⅢ式，DⅡ式，CV式。此期可分为两组：
第一组为甲类AV式、DⅡ式。共同特征为制作粗率，“铢”字结构左长右短；“朱”旁上部方折，下部有的也呈方折，上下两部分之间间距大小不一，但字形结构均显局促。其中甲类AV式五铢出土于河北定县北陵头M43，墓主推测为死于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的中山穆王刘畅；甲类DⅡ式五铢有出土于河南洛阳烧沟者，但对出土的具体单位有不同说法。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说出土于烧沟M147（单棺墓），而据《洛阳烧沟汉墓》所述则出土于M148。不过无论何者为是，对我们判断此式五铢钱年代的影响都不会太大，因为烧沟M147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纪年，而烧沟M148的年代则为东汉晚期。因此，此组的年代可定在灵帝至献帝时期。
第二组为甲类A Ⅵ式，BⅢ式，C Ⅴ式。此组因背有四出文而显得特别，也易于确认。据《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载有中平三年春二月“又铸四出文钱”。所以一般都认为东汉的四出五铢钱始铸于灵帝中平三年（186年）。《中国钱币大辞典&S226;秦汉编》主张四出五铢始铸于桓帝建和元年（147年）[65]，未言所据。1970年发掘的河南洛阳唐寺门M1，出土有四出五铢钱，该墓同出的一件筒瓦上，有东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墨书纪年文字。因此报告编写者认为，四出五铢非始于灵帝而铸于桓帝时期[66]。但我们应当注意，洛阳唐寺门M1是一座经多次利用的多室砖券墓，所葬棺木分列四室，多达七具，其使用时间应当是延续很长的，我们不能以其中某一件或一组器物来作为该墓葬的年代。而且M1所出四出五铢也并不与纪年筒瓦处于同一室内。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宜将这件桓帝时期的纪年筒瓦与四出五铢钱简单地对应起来。其实一座墓延续使用很长时间的情况，在汉代是颇为常见的。最有说服力的例证莫过于陕两长安三里村汉墓，该墓是一座前后室带侧室和耳室的砖室墓，其中墓道内的耳室出“建和元年”朱书陶瓶，而主室出“永元十六年”朱书陶瓶[67]。“永元”为东汉和帝年号，十六年当公元104年；“建和”为东汉桓帝年号，元年当公元147年。两者相距40余年。因此，我们仍然依据文献记载，将此组的年代定在灵帝中平三年以后。
综上分析，第六期的年代可定在东汉灵帝至献帝时期。
通过对东汉五铢钱进行类型整理与分期探讨，我们可以观察到，东汉五铢钱的钱文结构经历了松散一严谨一草率的发展过程，东汉初期的光武帝时期，钱文还有西汉五铢钱的遗风，“铢”字字形显长，各部位间距较大，空白处多，结构显得松散。明帝至桓帝时期，“铢”字各部位间距变小，字形显得匀称，结构比较严谨。即使如甲类CⅢ式和E型五铢钱字形虽显长大，但结构也比较紧凑。这一阶段的末期，“铢”字“朱”旁上部方折的风格开始重现。灵帝以后，钱文书写变得草率，笔画散乱全无章法，字形结构显得局促。
三余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所谓东汉五铢钱“基本上都属于建武型五铢……构不成时代特点，不能作为断代依据”[68]的观点并不全面。东汉五铢钱钱文特征确实绝大部分都可以在光武帝时期诸纪年钱范中找到其祖型，但在其后的100余年时间里，仍然可见随时间而产生的变化，并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此外，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由于铸币权的下放，使得东汉五铢钱的钱文特征复杂多变，与西汉五铢钱的相对整齐划一不可同日而语。而自《洛阳烧沟汉墓》以后，同类型材料的成果再难一见。并且许多发掘简报对钱币的报道不太理想，有的钱图不注明出处，有的只有少数几枚钱图，有的有文而无图。这些都给进一步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本文虽然参照了大量非纪年墓的材料，但为了能够比较准确地界定各型式五铢钱的年代，仍主要借助于纪年钱范及纪年墓的资料。由于纪年墓材料的不丰富，纪年及非纪年墓资料报道的不完整性，因此，本文对东汉五铢钱所作的类型分析，可能并不能完全概括现在已发现东汉五铢钱的所有类型；我们在此基础上对东汉五铢钱作出的分期结果仍然还不能十分令人满意；出于同样的原因，本文也未能就各地出土五铢钱类型的分布情况及其反映的问题展开讨论。虽然如此，上述以纪年材料为纲，结合非纪年墓资料，对东汉五铢钱进行的类型分析及年代判断，还是有助于我们在《洛阳烧沟汉墓》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总体上把握东汉五铢钱的时代演变规律。随着纪年材料的进一步增加，相信东汉五铢钱的类型及分期问题将会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2]:蒋若是《东汉五铢钱》，《秦汉钱币研究》，中华书局，1997年。
[3]:徐承泰《东汉时期货币铸造管理与执行机构的探讨》，《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
[4]:《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钱币大辞典&S226;秦汉编》，插页75：1~3，中华书局，1998年。下引建武钱范均同此，不另作注
[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考古队《陕西省185煤田地质队咸阳基地筹建处东汉墓发掘简报》图十：5，《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
[6]:同[4]，第554页图6。
[7]:绵阳博物馆等《四川绵阳市朱家梁子东汉崖墓》图一○：4，《考古》2003年第9期。
[8]: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教育学院汉墓清理简报》图五：11，《文物考古论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
[9]: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北郊东汉墓发掘简报》图一九：3，《文物》2000年第8期。
[10]:武汉大学考古学系《重庆奉节县赵家湾八号墓》，待刊。
[11]:成都市考古所等《成都市新都区互助村、凉水村崖墓发掘简报》图三五：2，《2002年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4年。
[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占学报》1963年第2期。
[13]:黄河水库考古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14]:同[5]，图十：9。
[15]: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东汉墓》图四六：6，《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16]:河北省文物局文物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图二六，《考占学报》1964年第2期。
[1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遗址内的两汉墓葬》图二七：8，《河北省考古文集（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18]:同[4]，第556页图5。
[19]:同[4]，第555页图3。
[20]: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图七上左，《文物》1973年第11期。
[21]:吴琪荣《兴平出土五铢铜钱的标记》图315，《陕西金融》1989年增刊《钱币专辑》(12)。
[22]:同[4]，第615页图7。
[23]:榆林地区文管会等《陕西绥德县四十里铺画像石墓调查简报》图二卜右，《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3期。
[2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队《陕西南郑龙岗汉墓清理简报》图九：8，《考占与文物》1987年第6期。
[2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济源市赵庄汉墓发掘简报》图一三：7，《华夏考古》1996年第2期。
[26]:同[10]。
[27]:成都市文物队《成都市南郊勤俭村汉代砖室墓发掘简报》图七：1，《2001年成都考占发现》，科学出版社，2003年。
[28]:西安市文物管理处《西安东郊秦川机械厂汉唐墓葬发掘简报》图七：8，《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3期。
[29]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工东汉壁画墓》图八：2，《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30]: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涪陵东汉崖墓清理简报》图5下右，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技出版社，1998年。
[31]:同[1]，第220页图九六：12。
[32]:同[4]，第616页图23。
[33]:陕两省考古研究所《高陵张卜秦汉唐墓葬》，第105页网五九：3，二秦出版社，2004年。
[34]:东龙山考古队《商州市东龙山汉墓》图五：1，《文博》2001年第4期
[35]:同[10]。
[36]:同[10]。
[37]: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高新区勤俭村发现汉代砖室墓》图七：9，《四川文物》2004年第4期。
[38]:同[5]，图十：8。
[39]:同[25]。
[40]: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巫山瓦岗槽墓地发掘报告》图二○：5，重庆市文物局等《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41]: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东汉姚孝经墓》图三，《考古》1992年第3期。
[42]:同[10]；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重庆奉节县周家坪墓地发掘简报》图十二：3，《江汉考古》2005年第2期，
[43]: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两郊土坑墓、砖室墓发掘简报》图二五：1,《2001年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3年
[44] 同[17]，图二七：15．
[45]:成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教育学院汉墓清理简报》图五：12，《
论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
[46]:负安志《长安县南李下村汉墓发掘简报》图六：11，《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
[47]: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四号汉墓发掘简报》图七：4，《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48]:王育龙《西安昆仑厂东汉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2期。钱图拓片采自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第220页图五：10。
[49]:菏泽地区博物馆等《山东梁山东汉纪年墓》图一一：右，《考古》1988年第11期。
[50]:甘肃省
《武威雷台汉墓》图一四：8，《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51]:同[4]，第616页图19。
[52]:同[4]，第217页图二：6。但在《洛阳烧沟汉墓》第220页的图九六中，该枚五铢钱标注的出土单位是M148。
[53]:聊城地区博物馆《山东阳谷县八里庙汉画像石墓》图四：10，《文物》1989年第8期。
[54]:同[4]，第558页“洛阳烧沟东汉中期五铢钱”图1。文中将M114误书为M117。
[55]:同[1]第219页图九五：5。
[56]: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离石再次发现东汉画像石墓》图一七，《文物》1996年第4期。
[57]:淄博市博物馆《山东淄博张庄东汉画像石墓》图八左，《考古》1986年第8期。
[58]:同[4]，第559页“洛阳烧沟东汉中期五铢钱”图3。
[59]:同[7]，图一○：7。
[60]:杜保仁等《东汉司徒刘崎及其家族墓的清理》图七：11，《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
[61]:同[48]，图七：5。
[62]:《后汉书》卷四六《郭陈列传》。
[63]:见《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卷三○《朗■襄楷列传》、卷六一《左周黄列传》等。
[64]:《后汉书》卷二五《卓鲁魏刘列传》。
[65]:同[4]，第614页。
[66]: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寺门两座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
[67]: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58年第7期。
[68]:同[2]。
本文转载自《文物》杂志第2010.10期，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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