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一室即是九洲”，每次面对藏品都像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但跨越时空的情感，却经常厚重得令人无法承受
有些回忆总是充满忧伤，因为他们总是痛苦得令人不忍遗忘。9月15日，首部由中国学者编成的流入日本中国文物目录——《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在故宫博物院首发，这也是这本目录编成66年来首度公开出版，其中价值不言自明。
这部目录是在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向日本追讨自甲午以来被劫夺珍稀文物和要求战争赔偿而编制的。当年，顾廷龙等老先生多方收集了日本公、私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的图谱、目录编辑成册，其中所收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物、古籍等中国被日劫掠文物总计15245件。
“坐一室即是九洲”，每次面对藏品都像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收藏的成功令人心向往之，但在那些大家看来，任何收藏家都不可能真正拥有一件文物。收藏家只是暂时承担了保存文物的任务，却不可能斩断它的历史。即便令人流连忘返，收藏注定也只是历史的片段。这些片段可能辉煌，可能落寞；可能璀璨，也可能苦难。但无论如何，他都会永远被人铭记。
“我们可以赢得关注，但注定无法释放光芒；我们可以刹那功成，但注定将被历史遗忘。”在接受《环球财经》采访时，著名艺术品收藏鉴赏家牛立松刻意强调了文物与其承载的文化间的差别，“真正能永恒的只有那些文物、他们的历史和我们对他们的情感。”
对于自己的藏品，牛立松颇为自得：齐白石先生的《锦鸡图》、张大千先生的《山水》、范曾先生的《美女白虎图》以及他最为得意的藏品——鲁迅的《题三义塔》手稿。上世纪80年代中，弱冠之年的牛立松“比较缺钱”。于是，他就从家里拿了一幅董寿平先生的4平尺《水墨风竹》卖到了北京画店，并因此获得500元，这令当时月工资只有50多块钱的牛立松大喜过望。
1990年，获邀参加中国嘉德拍卖会的牛立松在预展上看中了齐白石的《虾》。当时，这个作品的报价是1万1千港币，牛立松买下他后，迅速因为不满足将其出手，并获利4万。从此，牛立松就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这个行业。
但对这些收藏家而言，真正可能让他们刻骨铭心的，其实并非喜悦，而是伤痛，尤其是当这种伤痛中还掺杂着历史的厚重时。
文物流失百年史
从1856年到1932年间，西北的敦煌成为新的文物流失点。这期间，俄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瑞典、美国等国借考察之名累计进入我国西北地区66次，每次都掠走了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仅是斯坦因窃取的文物就包括9000多个卷子和500多幅绘画。
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劫掠和焚烧，这座艺术宝库被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流失海外。在目睹了如潮而至的珍宝后，法国文豪雨果由衷地感叹到，“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
这一年，北京古都也因八国联军的入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不管是皇宫禁苑还是居民宅院，抑或是商家店铺都没能能幸免于难。紫禁城珍藏损失过半，“三海”——南海、中海和北海被劫后，收藏几乎所剩无几。经过这次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珠宝奇珍，扫地遂尽”， 所失“已数十万不止”。
1899年前后，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延续百年的骨片流失也从这时开始。先是被当作药材贩卖，后又被西方列强的文化掮客以各种名目大量收购而去。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出土的近20万片甲骨，有近3万片流失海外并被12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
改革开放之后，国门大开带来的暴利诱惑引来了新一轮的文物流失潮。继伦敦、纽约之后，香港在80年代凭借来自大陆的走私文物，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文物艺术品中心。香港做贮装文物匣盆的师傅一度供不应求，寻常师傅月入竟可超过50万港元。
现在，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集美
、以收藏绘画作品闻名的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以收藏文件和书稿著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享誉世界的大英博物馆以及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院，均为中国流失文物在海外的聚集之地，其中所藏珍品竟达数十万件之多。为避免被中方追讨，大英博物馆甚至有意禁止了中国文物对外展出。
也正因为这些原因，当这些文物因为某种机缘回到中国时，所引发的争议、关注与博弈才令人难以忘怀。
情感的代价
2000年4月30日，香港万豪酒店的一个房间内，一场关于是否参与圆明园兽首拍卖的辩论正在激烈进行。此前，香港佳士得、苏富比两大拍卖行宣布将拍卖牛首、兔首、虎首。这一消息旋即引发轩然大波，不少人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这次拍卖的抵制、抗议和愤怒。
拍卖地点的选择显然不是偶然的。这些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劫走的文物，堂而皇之地在祖国的家门口被拍卖，无疑会再次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而曾经被割让的土地、曾经被劫掠的文物和曾经被伤害的感情，都足以左右拍卖的轨迹，使拍卖的过程偏离我们的期望。
抵制拍卖是不少收藏家的当然选择，他们认为还有更合理的方式追讨这些文物，而竞拍并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同时，也有不少收藏家主张积极参与竞拍，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这些珍贵的文物被外国人拍走，归国之路将遥遥无期，中国人的情感创伤将更难愈合。
辩论很快就进入白热化。“我不主张参加拍卖。除了情感因素，我还有一种隐忧。随着中国经济日趋繁荣，不少国外文物商人都看准了这块巨大的市场。”回忆起旧时岁月，牛立松表示，“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中，不少被夺文物流失海外。这些文物不仅具有文物价值，更附加了中国人民的创痛记忆和情感价值。在后者面前，前者的地位无疑极轻。”
在无限期的博弈模型中，牛立松描述的“伤疤经济学”并不难以理解。如果这次圆明园兽首铜像拍卖成功，无疑会刺激那些海外卖家进一步利用这种感情炒作流失文物，大大推高文物回归成本。此时，导演了牛首、猴首和虎首回归的保利公司老总贺平和牛立松持同样观点。
收藏家是一个很奇怪的职业，他需要具有艺术家的眼光，也需要有商人的头脑。但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中，他还需要具备政治家的智慧。作为国内最早提倡企业收藏，并且帮助多家公司建立博物馆的艺术品
家，牛立松深知理性对待拍卖才是正确的。然而，国家博物馆(微博)原馆长俞伟超的一番话却令他改变了主意，转而决定将竞拍进行到底。
俞伟超没有从价值和意义层面分析，而是讲了一个故事：从前你们家里穷，甚至没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孩子被强盗抢走了，多年流浪也吃了很多苦。现在家里富裕了，这个孩子又出现你们家门口，他还哭着喊着说‘妈妈！妈妈！我要回家。’你要不要救它？
一番话令在场所有人唏嘘不已，商业价值迅速且毫无迟疑地让位于情感价值。与在场人短暂的眼神交流之后，贺平将尚未抽完的雪茄狠狠地按灭在自己的桌子上，“多少钱都把它拍了！”
兽首之争
兵者，诡道也。有时候，只有露出底牌才有望出奇制胜。
当时，佳士得预计两个兽首成交价应该在四五百万港元之间。最终，保利集团以774.5万港元的价格购得牛首，以818.5万港元的价格购得猴首。也是在这次拍卖会上，兽首设计者郎世宁的名画《苹野鸣秋》获拍成功，圆明园藏品的市场化浪潮渐入佳境。
然而，拍卖的博弈并未结束。“可以预见，5月2日的苏富比虎首拍卖竞争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设计一个计划，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对手利用我们的爱国情结。”牛立松回忆说，“这不但关系到此次竞拍能否成功，还将关系到随后一系列博弈能否成功。其实，每次竞拍都是一场战役，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5月2日，苏富比拍卖如期进行。转眼至虎首拍卖，拍卖师刚刚宣布拍卖内容，贺平就走上前去请求发言。拍卖师从没有遇到这种状况，犹豫之下让出了位置。贺平随后的发言变成了苏富比历史上的经典时刻，他告诉那些翘首以盼奇迹的人们：“这尊虎首铜像，保利是一定要拍到的，一定要让他回归祖国。如果有哪位想拍了捐赠的话，就请放弃吧。谢谢。”
寥寥数语引发了热烈的掌声。过早露出底牌就像战前易帅一样原为兵家大忌，但为避免竞拍者因民族情感而为人所用，提前将竞买决心公诸于众反而取得了惊人的效果。最终，我们以1544.475万港元的价格将虎首顺利拍下。竞拍之后，一位香港人走上前来祝贺保利竞拍成功。他原本受李嘉诚之托，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拍下兽首以转赠给保利博物馆。李嘉诚得知保利的声明后放弃竞拍，贺平临场的振臂一呼最终带来国家与全球爱国华人的共赢。
拍卖在皆大欢喜中谢幕，但属于兽首的故事却远未结束，岁月的流逝证明我们的思考绝非杞人忧天。牛首、猴首、虎首的回归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但当它们成为浩浩中国街头巷尾的焦点，被窃文物的价值也获得了大幅的提升。当马首由全国政协常委何鸿燊博士购得并捐赠给保利博物馆时，其成交价格已经达到了惊人的6910万港元。
高企的成交价格意味着我们已经无暇品味国宝回归的喜悦。对我们而言，更紧迫的任务已非寻找和回购国宝，而是修改我们的商业策略。
技术性放弃的逻辑
2009年2月26日，鼠首与兔首在法国巴黎“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杰珍藏”专场拍卖中现身，连连出手的神秘中国买家旋即成为全场甚至全球的焦点。最后，两个兽首铜像都以1400万欧元的价格落槌。但没人料到，竞拍成功其实只是“圆明园兽首风波”的序幕。
当时，牛立松正在厦门。时光恍如隔世，此情此景令他宛如置身多年前的拍卖之中。惟一不同的只是主角易主，而兽首也已经在持续炒作中变成了敲诈中国人民感情的利器。在那场拍卖开始之前，伊夫·圣罗兰的终生伴侣、鼠首与兔首铜像的持有人皮埃尔·贝尔热，甚至将这场拍卖与所谓的“西藏人权”结合在了一起。
事情的进展充满了难以预测的变数，仅是政策层面的变量就足以引起每个人的考量。就在拍卖发生半年前的2月26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关于审核佳士得拍卖行申报进出境的文物相关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指出，佳士得拍卖行在法国巴黎拍卖的鼠首和兔首铜像，是“从圆明园非法流失的”，佳士得拍卖行所有文物“均应提供合法来源证明。未提供合法来源证明或证明文件不全的，不予办理文物进出境审核手续”。
讨论的焦点只有一个：是否付钱。竞拍成功的蔡铭超有能力支付这笔款项，付款与否却必须经过仔细的利弊权衡：我们渴望维护中国人民的情感，但也害怕这种诉求变成外方敲诈的工具。牛立松与蔡铭超促膝长谈直至深夜，耗时之长竟令二人同伴均酣然入睡。最终，“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成为二人共识，国家政策则成为拒绝付款的技术依据。
那一夜，伴随着9年来的珍贵记忆以及点缀其中的保护与否、竞拍与否和付费与否的种种争议，牛立松突然萌生了对圆明园最真挚的渴望。那时，福海的荷花已经绽放，全不见彻夜无眠的憔悴；大水法遗迹犹存，却再难诉说沧桑历史的厚重。只有圆明园三个字，依然能让历史深处的先人与如梦现实之中的我们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这，也许就是文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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