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阔别湖南48年的四羊方尊再次回到湖南。湖南省博物馆“国家宝藏”专题展览，展出四羊方尊、金缕玉衣、三星堆面具等重量级国宝文物。图为当时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四羊方尊进行验收工作。图/记者赵尚渝
凤鸟纹铜“戈”卣出土：长沙市宁乡县黄材镇王家坟山现存：湖南省博物馆卣（yǒu）是古代的盛酒器，古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常有“一卣”的说法， 是古代祭祀时用的一种香酒，卣即是盛这种酒的器具。
大禾人面纹方鼎出土：长沙市宁乡县黄材镇炭河里乡胜溪村新屋湾现存：湖南省博物馆人面鼎上的半人半兽的形象是什么身份？，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饕餮、祝融、蚩尤、邦君造像、傩面、黄帝四面、所有者的祖神等等。
象纹大铜铙出土：长沙市宁乡县现存：长沙市博物馆据记载，铙为乐器，用于军旅以催人奋进，或祭祀、宴乐。以上资料、图片来源于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博物馆官方网站。
原标题：“时间不符，考古常识不符”
如果不是父亲在1938年发现四羊方尊，姜运梅和他的家人一定也和村民们一样，不会为外界所关注。让姜运梅想不到的是，在他67岁的年纪，有关四羊方尊的故事，再次出现了离奇曲折的变化。9月2日傍晚，姜运梅接受潇湘晨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对于“四羊方尊出土于河北广宗”的说法，惊讶之余连称“不可能”。
相比于姜运梅直白而简单的反应，曾两次调查四羊方尊出土经过的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更加慎重，他指出了“广宗出土”一说的两大“硬伤”；宁乡县文物局副局长李乔生也表示，“四羊方尊出土于河北广宗”经不起推敲。
时间上，1937年四羊方尊即有踪迹
河北媒体报道：1938年，当时的原广宗县县长姜榓荣辗转回到家乡，巧合的是姜榓荣回到宁乡不久，四羊方尊就在龙泉村姜家开荒地里出土了。据《姜榓荣文集》回忆录记述，早年他家乡叫左家滩，属于行政村月山铺（今月山乡龙泉村），而挖出四羊方尊的姜氏兄弟正是姜榓荣的同族，出土地就是他们家族的山坡地。梁勇认为，这种巧合说明，原本属于广宗县的四羊方尊被姜榓荣掩埋在他家附近山腰上的证据链是成立的。（梁勇，河北学者，石家庄市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编纂有《石家庄通史》）
说起四羊方尊的来历，不能不提到姜景舒。几乎所有与此有关的文字，都有这样的记载：1938年，姜景舒兄弟三人在龙泉村战野垅种红薯时，一锄头碰到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青铜重器四羊方尊。
为了证明上述记载，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曾两次来到龙泉村，调查四羊方尊在此出土的经过。第一次是1963年，高至喜不仅到了姜景舒家，还和他一起来到战野垅。
“实际上，姜景舒在1937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四羊方尊。”9月2日，高至喜回忆说，当时姜景舒告诉他，1937年，姜景舒在战野垅刨地时，就刨在了“石头上”，“当时没有继续往下刨，第二年再刨的时候，才想着要把‘石头’挖掉，结果却挖到了四羊方尊。”
按照高至喜的说法，四羊方尊在宁乡出土之后，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首先以400银元轻易购得，随后秘密派人与长沙市内西牌楼怡丰祥牛皮商号店主赵佑湘联系，赵则不动声色地以1万银元将四羊方尊购得，并盘算着以10万甚至20万银元的价格转卖。没过多久，当时的长沙县政府得到四羊方尊的信息后，立刻派警员将赵佑湘拘获，并将四羊方尊没收，上交省政府。
此后，四羊方尊先后被送到省银行等处秘密保管，曾在“文夕”大火中失踪。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责成文化部追查，最终于1956年交由湖南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十周年，四羊方尊被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展出，后一直被该馆收藏。
高至喜的说法，也被国家博物馆所认同。在该馆关于四羊方尊的解说词中，也提到上述四羊方尊的“流浪”经历。不过，说起四羊方尊，高至喜印象最深的，还是1974年，他第二次到姜景舒家时，发现四羊方尊的残片。“那是姜景舒挖出来的时候不小心碰掉的，我当时要出15块钱买，他不肯卖，后来还是委托宁乡县的文物干部做工作，他才交给省博物馆的。”高至喜说，这块残片至今还被省博物馆收藏。
根据石家庄市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勇的说法，姜榓荣是1938年将四羊方尊从广宗带至宁乡的，这显然与姜景舒的经历相悖。
常识上，黑亮锈迹表明出自酸性土壤
河北媒体报道：1990年广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永修和县政协王增勉，访问与姜榓荣同时在民国县党部共事的王缄三。王缄三当时回忆，1933年秋，姜榓荣得知广宗境内不断有盗墓贼在沙丘平台和西汉广宗王刘如意墓盗掘文物，随即派警察追查，将被盗文物收到广宗县府，保存在县衙西侧监狱内一个叫“四间房”的密室。有一次，姜榓荣与王缄三等五人到“四间房”查看文物，姜展示了一件被其称为“四龙四羊尊”的青铜器。后来，王缄三在广宗县小柏社中心学校当校长，他在中学课本看到四羊方尊的照片，与在“四间房”看到的那件宝贝一模一样。
对于河北媒体提出的四羊方尊出土广宗的说法，高至喜除了在时间上提出异议外，还提到一个考古专家常用的物理常识，“四羊方尊出土时，上面的锈迹是黑亮的，而且很滑，只有在南方的酸性土壤中才有这样的锈迹。”高至喜说，“如果在广宗出土，那里的碱性土壤环境，会在四羊方尊的表面形成粗糙的绿色或灰色锈迹，而这种锈迹（四羊方尊上）根本就没有。”
三苗和商文化圈到底有无关系？
河北媒体报道：商代的宁乡属三苗之地，不属商文化圈。谭其骧先生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把所有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商代方国、城邑遗址进行印证，绘制《商代地图》。而宁乡没有任何商代城垣和方国大邑。那么，这等显赫的贵族青铜礼器，岂能掩埋在远离商王朝贵族的地区呢？
宁乡县文物局副局长李乔生在详细阅读梁勇的观点之后，针对其“商代的宁乡属三苗之地，不属商文化圈”的观点，提出异议。李乔生表示，在四羊方尊出土地周围，经考古发掘，发现有商代文化层，出土红烧土和方格纹、绳纹等陶片，时代与四羊方尊相同。
不仅如此，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和大型的铜铙等这些青铜器不可能为中原商器，在中原出土的数十万件青铜器中，上述青铜器尚未见到一件相同的器型。但它们的母体文化即造型、纹饰又有中原商代青铜文化的反映。
李乔生表示，“这说明，商末贵族南迁，带来先进的工艺和技术。炭河里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炭河里遗址是一处商周时期区域文化的中心聚落，并可能是西周时期独立于西周王朝之外的某个地方方国的都城所在地。”
河北媒体报道：梁勇认为，四羊方尊可能是后人带入宁乡的。更有学者指出，四羊方尊出土于这样浅的山坡土层，可能是有人仓促埋下的。
对于“仓促埋下”的推测，李乔生认为并非如此。“宁乡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为窖藏。如象纹大铜铙、编铙等，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宁乡出土的青铜重器全部为窖藏，而且多出自河边、山腰、田野，埋藏特别浅。如1993年老粮仓出土的编铙，深不过数十公分。四羊方尊出土地附近出土的象纹大铜铙埋藏也不过几十厘米深。”在李乔生看来，这说明宁乡当地祭天、祭地、祭河、祭湖的祭祀比较盛行，而且宁乡西部山区多石，不可能像中原地区土质丰富，埋藏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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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考古学家张光直（1931-2001）在其著作《商文明》中对于湖南青铜器与北方青铜器的关系有相关论述。他在书中提及：
徐州以南，在淮河流域更南和长江流域只是开始出现一点晚商聚落遗址的迹象。不过根据简报，大量青铜容器已从这里出土。……这些青铜器包括：湖南宁乡至少10件；……这些青铜器毫无疑问地表明，晚商文明在长江中游流域的存在已相当显著，但居住的详细情形只能说一无所有，因为缺乏聚落、墓地的考古遗址，也未发现铸造这些铜器的作坊。弗尼吉亚·凯恩……从湖南青铜器上看到：“这些铜器模仿安阳（青铜器）的同类器制造，但也往往勇敢地进行创新。”她的结论，大部分都能被接受，就是这些安徽和湖南出土的晚商铜器中，包含有本地青铜手工业的产品，这些铜器一方面模仿安阳的同类产品，同时吸收南方本地的因素。
探访
谁带四羊方尊到宁乡？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高至喜还提到梁勇所说的姜榓荣。
“他就是我的老师啊，1945年-1947年的时候，我在宁乡黄材沩滨中学上学，姜榓荣给我们讲政治课，还教过我们有关公民的课程。”在高至喜的印象中，姜榓荣“长得蛮标致，大概一米七的样子，穿着也很时髦，好像是西装和背带裤”，“与其他老师没有什么不同，也根本没有听说过他和当时已经出土的四羊方尊有什么关联。”
关于姜榓荣，高至喜从沩滨中学毕业之后，便没有再与他联系。针对梁勇所说的观点，高至喜认为，“如果姜榓荣在1938年辗转回到家乡，在掩埋四羊方尊的时候，估计不是一个人，而我两次到当地调查的时候，从没听人说过这回事。”对此，李乔生则补充说，四羊方尊的发现，引起举国上下的广泛关注，“当时还惊动了警察等，姜榓荣既然在家乡，应该会有所说法的……”
按照李乔生的理解，四羊方尊显然不是姜榓荣带到宁乡的，但他同时认为，四羊方尊也并非宁乡本地生产。“当时周灭商，商人逃到宁乡，当然带来了一批代表权力的象征物品，这个物品莫过于青铜器了，同时带来了先进的工艺和技术，以及祭祀、喝酒、战争等的习俗。”李乔生说，正因如此，四羊方尊等青铜器被带到宁乡，而带过来的器物不可能总是用下去，肯定还要制造的，“在制造的时候，融合了宁乡当地的习俗和爱好，于是宁乡这里既有中原器物，也有当地器物。四羊方尊出土地周围有红烧土出土，有方格纹、绳纹陶品出土，说明这个遗址是商代的，与四羊方尊同时代，同时这个地方位于山腰，地势较窄，不可能是居住遗址，只能是临时的、用于祭祀的场所，四羊方尊当时就是用于祭祀的物品毫无疑问。”
存疑
神秘的“宁乡青铜器群”
青铜重器四羊方尊，向人们展示了中国青铜铸造艺术的魅力。如此美轮美奂的青铜器究竟谁人铸造？它的主人是谁？以它为代表的“宁乡青铜器群”与炭河里文化究竟有何关系？对此种种，国内考古界说法不一。
说法一：“三苗”后裔遗留之物
湖南大学教授向桃初认为，受到强大的周王朝势力压迫，江汉地区的政治集团或方国便携带象征国家政权的青铜器，与部分被灭国南逃的商朝遗民一起经过湖北东南，沿洞庭湖东岸进入湘江流域。他们在南下途中可能遭到了地方力量的抵抗，湖北崇阳、湖南岳阳平江、长沙浏阳等地出土大量青铜器，应该有一部分是他们沿途被劫或主动弃埋的。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入乡随俗，改变原来的生活习俗，与本地土著民族密切结合，在这里修造城池、建筑宫殿，也铸造青铜器，从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炭河里文化”。
说法二：中原迁移商人之物
湖南省博物馆原副馆长傅举有分析，商代晚期甚至西周时期湖南土著文化并不具备铸造四羊方尊等精美重器的技术条件，而宁乡、长沙等周边地区都没有古铜矿遗址或者说丰富的铜矿资源。这些铜器很可能来自于外面。他推断，由于当时战乱不休，原住中原的商人中的一支部落在其首领的率领下来到了宁乡，与当地民族融合交流，创造了青铜文化。
说法三：方国赠送妇好之物
此一说来自传说推测。
1959年，宁乡黄材镇出土了著名的人面纹方鼎，鼎内壁铭文中有“大禾”二字，同时，黄材镇有个青羊村。专家分析，青羊是一个姓氏，为炎帝后裔的一支，青羊一族在炎黄之战后，为避战乱来到黄材建立了“大禾”方国。
商武丁时期，女将妇好大军进犯大禾。妇好被大禾的青铜艺术所吸引，要求铸造青铜器作为休战条件。青羊一族命最优秀的工匠，为妇好铸四羊方尊。后来，铸造方尊的工匠冒着生命危险将方尊偷回，并埋在方国后山（也就是现在的战野垅）。
四羊方尊与炭河里属同一文化共同体
日前，炭河里遗址公园的开工建设，成为宁乡最重要的新闻之一。这个被考古专家认定为“区域文化中心聚落”的西周遗址，自上个世纪以来出土了大量
。四羊方尊的出土地，便在遗址范围之内。
据曾主持炭河里遗址考古发掘的湖南大学教授向桃初介绍，该遗址在1963年确认为西周遗址，1973、2001年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2003到2004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2000多平方米，发掘发现了西周早期大型建筑遗址、城墙遗址，在遗址西北发现和清理了7座西周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
、陶器，“表明该遗址是一个区域文化的中心聚落，很有可能是西周时期某个地方方国都城所在地，为研究宁乡商周铜器群和湖南商周时期古代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资料。”
向桃初认为，炭河里遗址是湘江流域出土商周器物最多、最集中的地区，经过科学发掘的墓葬均没有被盗，材料完整，与以往零星出土的铜器相比，信息量多而准确率高。“这些出土器物的文化面貌和风格一致，都包含有商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因素，说明以往黄材一带出土的大量青铜重器和炭河里城址有直接关系，亦属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而由城址的年代可以确定这些高规格铜器的埋葬年代以及它们的主人在黄材一带的生存年代也应该为西周时期。这让大家来考察黄材乃至宁乡地区出土的商周铜器，有了一个新的更接近历史的基点。”
四羊方尊大事记
1938年4月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兄弟三人在战野垅垦荒种红薯时，发现四羊方尊。
1938年5月宁乡县黄材镇古董商张万利以400光洋购得四羊方尊。姜景舒在卖尊给古董商后，留下锄掉的一块碎片作纪念。四羊方尊被古董商张万利转手到长沙，但很快被政府没收，交当时的湖南省银行收藏。
1938年下半年为避日本侵略军入侵，湖南银行西迁沅陵。四羊方尊在日军空袭中碎成20多块。
1952年湖南省文物专家蔡季襄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了四羊方尊碎片，并请当时湖南省文物管委会的张欣如用了几个月时间，精心修复。
1959年四羊方尊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的前身)调至北京，成为知名世界的国宝重器。
1974年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第二次到姜景舒家时，发现方尊的残片。后经宁乡县的文物干部做工作，姜景舒将碎片交给湖南省
。这块残片至今还被省博收藏。
2007年3月30日至7月1日湖南省博物馆联合国家博物馆举办《国家宝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展》，四羊方尊在阔别湖南48年后终于有了一次回家“省亲”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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