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文化大国的气质不能丢

冯骥才，1942年生于天津，著名作家、画家、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者。现任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

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冯骥才初为画家，“文革”后为崛起的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他的“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已出版各种作品集50余种，其中《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等均获全国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等十余种文字发行海外。

近十年来，冯骥才积极投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他先后被评为“2003年度十大杰出文化人物”、“2005年度推动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十大人物”、“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2008年度文化人物”。

新闻背景：继作家张平就任山西省副省长、铁凝就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之后，又一位知名作家因戴上“官帽”而备受社会关注。他，就是冯骥才。这位中国“个子最高的作家”被聘为国务院参事，成为决策层的高级智囊。与此同时，冯骥才又荣膺“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2008年度文化人物”，这一系列荣誉集为一身，绝非偶然。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推进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冯骥才”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名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抢救天津老街开始，冯骥才毅然走出书斋，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竭力奔走呼吁。近十年来，冯骥才完成了从一位作家到一位文化遗产保护守望者的转型，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标志性人物。这种转型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心路历程？本刊主编就此与冯骥才展开深度对话。

主持人：裴力

嘉　宾：冯骥才

主持人：作为迄今受聘“国务院参事”的一位作家，您怎样看待“国务院参事”这个头衔？您认为作家受聘“国务院参事”这件事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作家的社会功能是否被放大？

冯骥才：国务院参事是在政府内部，以个人身份参与国家一些大的决策性的、战略性的问题的确认、确定，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它们会以“直通车”的方式让很高层面的决策层听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我很珍惜这个权利。

作家受聘“国务院参事”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件大好事，等于给了知识分子一条特别好的通道，说明国家越来越重视知识界的声音，注意到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我很荣幸能代表知识分子来说这个话。

作家的社会教化功能应该被放大，对生活有矫正的功能。当社会迷惘的时候，作家应该先清醒，就像鲁迅一样。当整个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我们要给生活一些梦想。

主持人：在小说创作方面有哪些计划？

冯骥才：我的脑子里长篇中篇都有，都有很完整的想法，但我对自己并没有太多的勉强。因为写小说有一个麻烦，它需要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面活一段时间。我脑子里有个想法，但是还不能告诉你。应该是中国当代变革时期关于文化问题的一个思考吧，我会用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来写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已经开始写了。

主持人：您觉得作家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冯骥才：如果讲作家有什么先天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悲悯。如果一个作家不悲悯，就很难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无论是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还是鲁迅，我觉得都是对人间怀着一种巨大的悲悯的情感，这不是一般的爱。爱仅仅是一种表达，是一种爱心而已，悲悯首先是要站在弱势的角度和立场上，我想这是特别重要的。

主持人：您常谈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该有一种神圣感，那么您是怎样看待中华民族文化的？我们该如何提高民族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感？

冯骥才：2008年我提了一个国家文化战略问题。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有它的峰顶，就像金字塔的塔尖。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所达到的时代高度。这个塔尖是被一批卓越的文艺大家、艺术精英及其经典作品表现出来的。当然也包括国家级的文化艺术机构、设施，像罗马歌剧院、维也纳歌剧院、美国爱乐乐团、莫斯科大剧院等一样，要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

美国作家哪些有名，大家都知道，中国老百姓知道的东西受媒体影响太大，像韩寒、郭敬明这些，比鲁迅还知名，而且有些人还可以改《红楼梦》，这不就乱了套吗？

我觉得国家应该有荣典制度，不能都像常香玉一样，死了以后才是人民艺术家，谢晋死了以后才是大师，活着永远不是大师，这就麻烦了。有人竟荒唐地说，现在没有大师。怎么没有大师啊！

一个国家没有精神高度不行。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没有神圣感，这个民族就完了。我们现在对于历史的神圣感是有的，但对于当代最高层文化的神圣感还树立不起来。2009年我想就这个问题要往深处谈。

主持人：用GDP来衡量文化价值,是否合理？

冯骥才：中国目前全民皆商、拜金主义，甚至有暴发户的心态和形态在滋长。我说的暴发户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夸富,第二是挥霍,第三是洋洋得意。在这样的价值观下,我们的文化只有变成了钱、变成了GDP才有价值。但是世界上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凡是用钱买不到的都比金钱宝贵,比如健康、爱情、才华等等。

主持人：对于崛起中的中国,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做？

冯骥才：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富过，比如汉、唐、明三朝，那时我们的GDP世界第一。但中国是文明古国，书香门第。书香门第再富，也不能浮躁，应该是沉静、从容、大气、平和的，应有其境界。这是文化大国的气质。不应该有了钱就狂了、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目前中国正在迅速富裕起来。在这个时候，必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人富起来了怎么生活？一个国家富了怎么办？

总理讲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没有文化，人就没有精神追求，就空虚。文化决定着全民的素质。如果我们把文化也变成钱，那么就等于牺牲了全民的高素质来换取高额的GDP，最终的结果就是让低素质的人们来挥霍GDP，这就是恶性循环了。我们要实现现代的、富裕的社会，必须是两个富裕加在一起，一个是物质的富裕，一个是精神的富足。

主持人：走上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这条路，也是因为一种责任感？

冯骥才：对。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各地开始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我发现很多生活中熟悉的东西开始消失了。一个城市不能没有记忆。我开始重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重视城市文化、城市个性保护。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开始注意到非物质文化的消亡，强烈感觉到我们自己的文化因子越来越少，很多文化转瞬间就没了，于是渐渐开始关注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我们这代文化人有个特点，从年轻时起就一直跟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20多岁经历了“文革”，伴随着国家的欢乐、痛苦、困难、挫折，一直走到今天，与生俱来、天经地义地有一种责任感，不是别人强加的。我特别喜欢古代关于责任的一个词，叫“舍我其谁”。我们这代作家都有很强的社会良心，都有这样一种精神。

主持人：我听说，您现在每年都投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资金去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资金都从哪来呢？

冯骥才：有几个方面吧。一是卖画，二是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这两年我一直在举办公益画展，画卖掉以后就把钱放到基金会里。2006年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我放了100多万，2007年我又放了380多万，可能还多。2008年零零星星也放了几十万了。我的画和商业画不一样，都是不可复制的。每卖完一次画，我都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觉得人空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精神被洗劫了，什么都没有了。

主持人：基金会运作得怎么样？

冯骥才：我觉得还可以吧，2008年有两笔捐款，一笔来自澳门，捐了几百万。我们会做一些跟古村落保护有关的事情。现在捐款也不断地有，但在国内没有大笔运作。

主持人：这是一条漫漫征途，只有一个冯骥才是孤独的。

冯骥才：有人也问我，说你做这个事跟精卫填海一样，个人用一点劲管用吗？我认为根本不管用，你就这有限的一点钱，像一根火柴棍，能支撑一座大厦吗？即便真正的大商人，进入福布斯的，他挣那些钱，也救不了多少中国文化。只有全民觉悟了才能救，可是你等全民觉悟了，很多东西就没有了。

现在实际上是在看谁觉醒得快，觉醒得快的保护就多一些，因为历史就是这样的，你觉醒得慢了就没有了。现在只能说，我们看到了就去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主持人：2007年您做客央视“艺术人生”时，主持人朱军被您的真诚与激情感动，把自己当年上半年的工资捐给您的基金会，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您希望通过自己的真诚与激情感动更多的人？

冯骥才：《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这本书就有当年朱军捐助的成果。在我看来，对文化遗产的终极保护是全民保护，只有人民觉醒了，开始热爱自己的文化了，中国的文化才有希望。在大多数人觉醒之前，我愿意去做一个孤独的实践者。我当然希望觉醒的人越多越好。

主持人：有人说文化玩的就是个性，您怎么看？现在各地都在申遗，这对文化的保护是不是好的现象？

冯骥才：文化是不能随便玩的！现在很多人都说喜欢张扬个性，但是谁来张扬我们民族的个性？谁来张扬我们文化的个性？所谓玩个性其实就是玩所谓的“深沉”，这种“深沉”其实是肤浅。真正的深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个性的成熟和思想的深刻。这些都是“玩”不出来的。

各地普遍申遗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现在许多地方的申遗并不是认为文化遗产特别宝贵，要把他们保留下来，使其传承，才去申遗，而是为了金钱，为了GDP，为了政绩。就像有的人对待曹操墓，并不是考虑曹操墓被发掘出来，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精神文化价值，而是首先想到4.5亿元的产值。用财富价值来衡量文化价值，这是我非常担忧的。

过去所有历史的考古发掘都是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挖掘当中，媒体是不能进入的。只有在全部整理完了以后，经过甄别、鉴定、论证，最后形成一个结论，再向社会公布。现在媒体乱炒，还说是全民监督考古。有几个人懂考古，怎么监督？媒体制造的只是卖点，说到底都是为了钱。认为文化能卖钱才有价值，这种“观念”很普遍，也很可怕。怎么改变这种强大的扭曲？我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还有一个责任是教育领导”。教育的本质是普及科学。不按照文化的规律去做文化的事，是反科学，而反科学的结果注定要遭到失败与损失。现在的问题是，领导愿意不愿意接受这种教育，这种科学。还有，用什么机制保证这种必需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