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内容提要：以人形作为
器足以及在器底悬挂小铜铃的造型在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少见。而晋侯墓地出土的立鸟人足筒形器则集两种设计为一身，是青铜器中难得的精品。两类铜器以西北一带发现居多，主要流行于商及西周时期，其使用者可能多为女性。两者中以人形足更具表现力，造型丰富，延续时间更长，也颇具时代特征。
关键词：青铜器 人形足 器底铜铃
图一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中有多件珍贵文物展出，这件晋侯墓地出土的筒形器（图一）就入选其中，由于其独特的造型，多引来观众驻足端详。该器物1993年出土于晋侯墓地M63[1]，墓主为晋穆侯夫人杨。此器高23.1，筒径9.1厘米，造型生动，设计巧妙：其器盖平顶，上立一鸟，勾喙振翅；四人形器足，赤身裸体，呈下蹲抬举状；圆筒下端的方座内挂有两只小铜铃。这种集器底铜铃和人形器足为一身的青铜器，目前发现极为罕见，无论从其艺术价值亦或功用上都值得深入探讨。
一、 人形器足
将人形作为青铜器的器足，在中国青铜时代中并非罕见。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看，人形足青铜器类型也较为丰富，有匮、盉、盘、匜、尊、盨、敦、洗、炉、贮见器、灯、香薰、鸠杖、插座等，其中主要为容器。兹列举如下：
匮 6件[2]。此类器物多呈方盒状，也有圆筒状或呈鼎形。匮体人形足一般有四只，两两对称分布于器物长边的两侧，背对盒身，双手后托器底。其中，晋侯墓地M63出土铜匮铜人呈直腰跪坐状（图二）；山西闻喜上郭村1974年出土的一件匮下人足半蹲；山东莒县出土3件，器底四人微蹲，盖钮上有男女两人相对而坐。此外，还有一件“双层方鼎”，出自陕西韩城梁带村M26，高仅10.4厘米，由一大一小两方鼎套接在一起，大鼎四足为蹲踞状铜人，分两列，背靠鼎壁，双手抬鼎。
图二
图三
盉 3件。其中晋侯墓地M31出土一件鸟盖扁盉[3]（图三），高34.6厘米，其下有两人屈膝前倾，以背部扛器；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也出土一件类似扁盉[4]，但其盖顶呈蟠龙状，四人形足直腰跪坐，双手后托，以肩、手之力托起器物。另一件提梁盉为战国中期器[6]（图四），三人足叉腰直立，肩依器下腹，作扛负状。
图四 
图五
盘 5件。它盘[6]（图五），陕西扶风齐村1963年出土，下有四跪坐状人足，肩扛盘体。山东滕州后荆沟西周墓也出土一件[7]，三人形呈蹲踞状，双手背后，向上抬举圈足。鲁仲齐盘[8]，鲁故城M48出土，圈足下附3个人形足，呈蹲姿，头顶盘底，背靠圈足，双手作抬盘状。流失海外2件[9]，均有三人足，人呈蹲踞状，头顶盘下腹，手抬盘底，其中一件人物可辨性别，为一男一女，另一人性别不详。西周中晚期器物。
图六
匜 2件。晋侯匝[10]，器底有三人形，呈直立状，以头部并用双手向上托举起匜底（图六）。其二为传世品，原器出土地不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四男性人体直立，头顶匜底。
敦 1件。出土于淄博齐都镇河崖头村[11]，半圆形，深腹，两侧各有一环耳。通高13、口径11.6厘米。人形足，作跪状，双手置于膝上，盖微隆，上有四个环钮，为春秋时期器物。现藏于齐国历史博物馆。
尊 1件。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12]，鱼形尊体，下有四直立状人体，双手捧腹，身体略前倾，以肩部承托鱼腹。西周中晚期器物（图七）。
图七
盨 1件。晋侯墓地M1出土[13]，盨四足为侧身裸体人形，曲膝半蹲，高鼻深日，足蹬平底翘头靴，长臂上举，以头和手托举盨底（图八）。
图八
洗 2件。其一出于河北怀来狼山[14]，器口呈盆状，腹部两侧各有一兽面铺首，下腹部有三人形足，头顶器腹，双手叉腰。属于战国晚期器。首都
藏一件洗及人形足造型与前者基本一致（图九）。
图九
炉 5件。共有两类，一类为方炉，其中人形足铜方碳炉，淄博商王村战国墓出土[15]。方形，直口，浅腹，平底。通高40.8、口边长38厘米。口沿四角各伸出一龙首衔环，与双首龙身链索式提梁相连。四角各有一个人形足，形制相同，两臂向前弯曲抱腹，两脚并立作支撑状。
第二类为染炉，或被称为“温酒器”，主体为炭炉，下部是承接炭灰的盘体，上面放置一个铜质耳环。炉体上半部为缕孔花纹，由“四兽”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组成。炉底的空格便于遗漏木炭灰，炉体的一边有一手柄，便于移动炉体，炉体口沿上有4个支撑点，用于固定上面的耳杯。在山西太原尖草坪、山西朔县均有出土[16]，四人足半蹲，用双手与后背支撑起炉体（图十）；类似的器物在固镇县濠城乡汉代石室墓中也有出土。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一件。此类皆属西汉时期器物。
图十
贮贝器 1件。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17]，器物通高34厘米，人头部和手上托器底（图十一）。
图十一
灯 1件[18]。保利艺术博物馆藏，灯柄高，器下三人肩扛底盘，呈半蹲状，腰部有佩剑。属西汉时期器物。
香薰（博山炉） 2件。满城汉墓出土过一件博山炉[19]，高32.3厘米，器座为一骑龙力士（图十二）。三足承盘立凤香熏[20]，安徽当涂县新桥乡东汉墓出土，为东汉铜质熏香用具。球体上、下部各饰一圈莲蓬，相合处有3个直立神人，足为人形足。
鸠杖 3件。江苏丹徒北山顶[21]、浙江绍兴漓渚[22]（图十三）及浙江德清[23]及各出土一件，大致造型相当，杖底铜人呈跪坐状，体有纹身。
图十二
插座 1件。浙江绍兴M306出土[24]。器底四角各有一人，双手与膝着地，以下腰部位承接器体（图十四）。
以上简要梳理了人形器足所在器物类型，大致可以得出几点启示：
其一，人形器足铜器使用者身份特殊。尽管具有人形足的铜器类别较为庞杂，但相对来说，以人形为器足的铜器，器体相对较小，没有出现大型的重器，也没有鼎、簋等重要礼器。就用途而言，日常生活用具占主体，以发现数量较多的匮而言，多数学者更考虑到其使用者的女性身份[25]，这尤其表现在西周时期的人形足器物之上。
其二，人形器足母题延续时间长，区域分布由集中到分散。从上述资料来看，人形器足的出现，大致始自西周中晚期，如晋侯墓地出土的筒形器、方盒、盨、匝等器，其题材一直沿用至两汉时期，如香薰、炉等日常器物。相对而言，人形足器物主要流行于西周和春秋时期。分布范围西周时期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中原和吴越地区少见。至春秋时期，在多个地区均出现了人物足的题材，以山东地区发现较为集中。吴越地区也有发现，但仅表现在一类器物之上。至战国时期，这种设计风格甚至影响到远在西南边陲的青铜文化，器类也更加丰富多彩。
其三，人形器足造型生动。反观这数十例人形足，大多个性鲜明，造型生动。其姿态有跪姿、蹲踞、直立等状态，既有肩扛，也有背托、头顶，更有手、背共用等方式。人物形象基本为男性，坦胸露腹，如晋侯执盨铜人，双目凸出，眼眶较大，嘴唇上胡须清晰可见，足蹬平底翘头靴。就中西方青铜艺术中人像的表达方式来说，西方多高人的雕塑，多为神像题材，形象、体量与现实人物相仿；而中国青铜时代的人物造型，尤其是中原地区青铜造像发现较少，形体也较小，基本以下层人物为写实对象。这些立体人像里，尤以人像器足数量最大，造型也最丰富，较为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人物形象。
其四，各代人形器足各具特色。以人物形象作为器足，在商代青铜器中基本不见，但可能有一件觥与人物形器足的产生有关。该器现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有三足，后二足上部为人形，双手交叉置于腹前，头上有狰狞的兽面。尽管身为器足，但却没有任何负重的感觉。与商代常见的虎食人题材类似，张光直认为这些人物不是普通人，而是巫的化身[26]。西周中晚期出现的人形足与其本体器物之间的关系，与商代的这件觥风格截然不同，作为器足的人物造型完全摆脱了神秘的色彩，这些人物袒身露体，每个人均努力地扛负着器身。这种特征，虽然一直持续到战国时期，但总体感觉是，作为负重的人形象越发活泼生动，前期强加在人物身上的那种紧张感慢慢得以摆脱。两汉时期，虽然人物足也有少量出现，但似乎只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设计罢了。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
二、器底铜铃
器底悬挂小铜铃，是这件筒形器的第二大特征，由于其位置较为隐蔽，观者往往容易忽视它的存在。这类悬铃铜器，尤其是容器，在器底安置铜铃的作风，在商周青铜器中，有不同程度的发现。仅就笔者掌握的资料看，除立鸟筒形器外，还有十余例之多。
盘 3件。1972年湖北随县熊家老湾出土[27]，高11.9、口径28.4厘米，折沿、浅腹、高圈足、附耳，盘内底饰蟠龙纹，外腹饰窃曲纹（图十五）。盘外底有悬钮残断的痕迹。伴出器有鼎3、方甗1、簋2、1、匜1，属西周晚期器物。湖北京山西北台盘[28]及山西闻喜上郭村M57:1盘[29]形制与前者相似，也有悬铃现象存在。
簋 6件。晋侯M8出土的晋侯簋[30]，通高38.4厘米，器足底有悬钮，铜铃缺失。上海博物馆藏的一件鄂叔簋，高18.7、口径18.2厘米，方座内有挂有一铃，铃中有舌。摇之即能发出清脆之声；另一件兽面纹簋[31]，高15.5、口径18.1、底径12.7厘米，高圈足，圈足内有铃（图十六）。宝鸡纸坊头出土一件伯簋[32]，通高30.5、方座高11.5厘米，内有悬铃。江苏丹阳司徒出土的乳钉夔云纹簋[33]，高10.4、口径18.7厘米，底部有挂钮，但铃已缺失（图十七）。还有一件方座簋[34]，高27、口径22.2厘米，器底有一铜环，铃己不见。陈梦家根据簋铭推定该簋为西周初期成王器。
觚 2件。其一为山西石楼二郎坡出土[35]，觚饰兽面纹，底部系一铃。其二也出自石楼[36]，地点在沙窑营桃花庄，通高32、口径18厘米，内底也有一铃悬挂，铃高4厘米（图十八）。
图十八
罍 1件。方罍[37]，安阳出土，宽腹直壁，外底悬有一小铃。
方卣 1件。湖北京山出土[38]，通高31.7厘米，方形，盖上与器身中部四角起扉棱，高圈足，内挂有一铃，铃中部有一对方形穿孔（图十九）。
图十九
方彝 1件。安徽枞阳出土[39]，属西周早期器物，造型与前者较为类似，但无提梁，且通体较高，达44厘米。其方座内也置有一铃，铃高9厘米。
图二十
豆 2件。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40]，共2件。座短而粗，有3个十字形镂孔，圈足内有—铃（图二十一）。
图二十一 
图二十二
俎 1件。辽宁义县花儿楼窖藏出土[41]，俎体饰有兽面，直壁为足，案下悬挂铜铃两只（图二十二）。
结合上述材料，我们对器底挂铃的铜器有了一个大致了解。
首先是年代。这一批器物中，最早的为觚、罍、俎等，器型确属商晚期。至西周时期，悬铃铜器开始较多出现，类型主要以盘、簋为主。而春秋及以后具有此类设计的铜器就逐渐少见了。
其次为造型。悬铃铜器总体上来说，无论是纹饰，还是造型，与同类器物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当时的设计者并非有意让挂铃铜器在外表上特别标新立异。但由于要在器底悬挂一只或数只小铜铃，如何既隐蔽，又恰如其分地将铜铃与铜器合二为一，则是铸造者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从多数挂铃铜器看，基本为圈足铜器，如盘、簋、罍等，同时加高圈足，这样就可以既隐蔽，又提供充裕的空间容纳下铜铃了。因此，这样的特征也可作为判别铜器是否存在悬铃的一个标准。
其三是分布。不难看出，无论是商代还是西周时期的悬铃铜器，均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中原和南方较少见。西北地区以外偶尔出土的几件悬铃铜器，可能与上述地区都有某种联系。有观点就认为，容器外底悬铃是商周时期某些地区的特别设计，“这种个性化的设计不应当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铸造作坊体系下完成。”，而是源自山西和陕西地区。[42]结合上述人形足材料来看，尤其在山西地区，以闻喜和晋侯墓地出土的挂铃和人形足青铜器更为常见。
其四是悬铃的功能。藏于上博的悬铃铜器，属西周时期器物，保存完好，据工作人员观察，在未受外力的情况下，小铜铃会产生轻微的摆动，从而发出悦耳之音。可见器底的铜铃对外界的震动相当敏感，任何轻微晃动都可能使铜铃晃动。或许基于这个事实，学者们对悬铃的功用多有推测，如防盗说、防震说等等。笔者认为，在容器底部设计铜铃的初衷可能并无上述推测的如此玄妙，因为如果基于实用主义的话，悬铃铜器的使用过程应该会有一个较长的延续和扩散，而不会主要局限于某个地域，也不会到春秋时期就戛然而止。它的产生更可能还是源于某个地区的特殊文化，换句话说，就是当地贵族对不时作响的悦耳铃声的喜好。至于其使用者的身份，或较为特殊，可能与性别有密切关系。这一点上，晋侯墓地出土的立鸟人足筒形器或许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
注释：
[1]山西省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8期。器底铜铃图片采自《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撷英》，《收藏家》2002年7期。
[2]关于匮的考释，以及部分材料及图片的来源，可参考李零：《说匮——中国早期的妇女用品：首饰盒、化妆盒和香盒》，《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3期；方辉：《试论周代的铜匮》，《收藏家》2009年6期。本文匮的数量根据上两文统计得出。
[3]山西省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8期。
[4]河南省
研究所：《三门峡虢国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
[5]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图版A339。
[6]《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二）》，文物出版社，1980年，图版124。
[7]《中国青铜器全集6》，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版80。
[8]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又见《中国青铜器全集6》图版72。
[9]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图版A823、A824。
[10][13]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卷上》第4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1][15]参见山东省淄博市地方志
网站网址/wp-content/upload/201507/20040922111100.html；此外，崇源国际拍卖（澳门）有限公司，2006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也曾拍出一件人形足洗，与前二者几乎一致，唯身体下半身向外斜立。
[12]《中国青铜器全集6》图版152。
[14]《中国青铜器全集9》图版112。
[16]《中国青铜器全集12》图版77、78。
[17]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8期。
[18]文中人形足灯的界定，强调的是人物作为灯的附属部分，据灯体的次要位置，体型也较灯体小得多。而两汉时期习见的人物造型灯，如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还有更早一些的战国时期的跪坐人形灯（《中国青铜器全集7》等，并不属于此类人形足灯，一是在比例上，此类灯人物占据主体，灯只是附属部分；二是人物仅为单人，缺少作为多足器的协调感。
[19]《中国青铜器全集12》图版128。
[20]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文物志》，第377页，方志出版社，1998年，
[21]江苏省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3、4期。
[22]蔡晓黎：《浙江绍兴发现春秋时代青铜鸠杖》，《东南文化》1990年4期。
[23]周建忠：《德清出土春秋青铜权杖考识》，《东方博物》，第十三辑，2004年。
[2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期。
[25]陈芳妹推定这类新式的方盒形器物为首饰盒，是为了满足贵族妇女的特殊需要而设计制作的器物。见于《晋侯墓地青铜器所见性别研究的新线索》，《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
集》，第157-17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26]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288-312页，三联出版社，1983年。
[27]鄂兵：《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青铜器》，《文物》1973年5期；又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第175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28]熊学兵：《京山发现一批西周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1期。
[29]朱华：《闻喜上郭村古墓群试掘》，《三晋考古》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30]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1期。
[31]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S226;西周篇》第74、79页。
[32]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国墓地》，彩版六，文物版社，1988年。
[33]镇江博物馆：《江苏丹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8期。
[34]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图版A208.1。
[35]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组：《山西石楼县二郎坡出土商周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期。
[36]谢青山、杨绍舜：《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7期。
[37]转引自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S226;西周卷下》。
[38]熊学兵：《京山县发现一批西周青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1期。
[39]方国祥：《安徽枞阳出土一件青铜方彝》，《文物》1991年6期。也见于《安徽馆藏珍宝》图版009。
[40]吴振录：《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4期。
[41]孙思贤、邵福玉：《辽宁义县发现铜器窖藏》，《文物》1982年2期；见于《中国青铜器全集5》图版18。
[42]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第180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曾国青铜器》，第177页。
本文转载自《文博》2011.4，特此声明，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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