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市230039）
短剑[1]是一种介于匕首与普通剑长度之间的剑型，纵观全国几个主要青铜剑系统，北方草原地区、东北和西南地区青铜短剑较为发达，发现数量较多，沿用时间也相对较长，存在于整个青铜时代。相比之下，吴越地区短剑发现较少，并且多存在于早期，而后少见。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系青铜剑多为统一的制式长剑，当然也不排除这一时期存在短剑的可能，但其始终不占主流。就剑体长度而言，以皖南出土的60余件周代青铜剑为例，整剑平均长度达41厘米，其中绝大多数均超出35厘米，剑体长度均值也达到32厘米；而短剑茎长一般较前者减缩不多，但剑身相应缩短，剑身通长在30厘米上下。
对于短剑的研究，近年来有不少文章曾有论及，其对象涉及到北方及东北地区[2]、西北地区[3]、中原地区[4]、巴蜀地区[5]及百越地区[6]等。吴越地区仅就已发表的青铜剑材料就已愈数百，其中也不乏一些短剑，广泛分布于吴越各地。就此对象，曾有学者在其文章中提及[7]，并做了初步的对比，认为吴越式短剑在西周早期开始就已形成了独立的短剑系统。随着材料的丰富以及短剑在吴越剑系发展史中重要性的加深，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吴越地区出土的青铜短剑单独提出来进行研究，以期全面了解其发展脉络及与周边地区短剑的关系，本文有意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吴越青铜短剑存在以下三种类型：
A型为无格剑，以小人尖或古越阁类型[8]为早期代表。这类短剑有叶状剑身，下端圆弧，剑身后端有粗脊与剑茎相通，形似矛之銎管，无格，圆空茎，上有双箍，圆斜肩剑基，茎上端铸一对扉耳作为自然分界。剑茎及剑身中下部通饰花纹，以云雷纹为主。该型短剑目前发现于太湖以南地区，最早期可称之为匕首式剑，其中古越阁剑长19厘米（图一，1），小人尖剑长24厘米。属于西周中晚期的温州瓯海土墩墓[9]出土的3件均长26厘米，在茎上的箍和伸出的一对扉耳上饰有绿松石片（图一，2）。即使是其加长型，长兴雉城出土编号为铜049剑[10]，通长也仅28.1厘米，茎长8.6厘米（图一，3）。福建浦城管九土墩墓[11]出土的青铜剑也属于此种类型（图一，5）。江苏金坛也曾拣选了一把类似短剑[12]，现藏于镇江博物馆，剑通长30.5厘米（图一，6）。长兴港出土铜013号剑，通长35.8、茎8.8厘米（图一，4）。据上述剑可知，除剑身逐渐加长外，剑身末端也渐平直，扉耳开始向扁平化发展。其后续类型普遍在35厘米以上，剑身、茎纹饰消失，剑首出现简单的弦纹。此型剑一般均属于西周中晚期器物，由于多为科学发掘出土，地层关系明确，伴随物丰富，为确定其年代奠定了基础。
B型为厚格剑，以长兴和繁昌出土的3件为代表。总体特征为厚格，圆空茎或实茎，茎上有箍，格、茎带纹饰，主要为云雷纹。其中编号为长港008剑，出土于长兴下箸乡杨湾村水域，剑身呈三角形，形似一匕首，通长21.6厘米，圆空茎（图二，1）；编号为长港084剑出土于长兴港工程，通长31、圆实茎长达8.3厘米，格、茎饰蟠螭纹，圆盘式剑首，饰数道弦纹（图二，2）；繁昌1078剑[13]通长28.4、茎长6.7厘米，剑身平直，至剑尖处收尖为锋，中起弱脊，格一面饰雷纹，另一面有两处对称纹饰，填绿松石（图二，3）。该型短剑从剑身各部位特征及演化过程看，基本属于西周至春秋早期剑。
C型为薄格剑，数量最多。其剑身起脊，薄格。扁茎，前段扁平，与首连接部分渐圆，后附圆盘状剑首，连铸而成。整剑无纹饰。该型短剑有虎丘剑[14]、长兴太湖007、繁昌0058、铜陵A78。虎丘剑出自虎丘荣花村，现藏于苏州博物馆，通长30.2厘米，弱脊（图二，4）。太湖007出自长兴夹浦乡太湖水域，通长30.2、茎长8.5厘米（图二，6）。长兴长港045号（图二，9；通长31.3厘米）和高淳顾陇下大路平脊剑[15]（图二，5；通长30、茎6.7厘米）也可归人此类，但此剑茎偏短，不到7厘米；同时剑格比一字薄格剑略厚，格下端往往向下微外弧，酷似唇形。繁昌0058剑身前端略残，通长26.8、茎长8、格宽4、格厚0.4、剑身最宽处3.4厘米，剑身微凸，脊部不明显，剖面呈扁椭圆形，中下部为全剑最宽处，往后逐渐收窄，与剑格齐宽（图二，7）。铜陵市A78剑通长29、茎长7.2、格宽3.6、厚0.4、剑身最宽处3.2厘米，剑脊浑圆，明显隆起，与两从自然融合（图二，8）。类似于该型短剑的较长剑体在江苏丹徒华山土墩墓[16]中也有发现，年代属于西周晚期。溧水一座土墩墓[17]出土的同型剑，其伴随出土的戈、矛及原始瓷均具有西周特征。故此型短剑下限也可定在西周晚期。
另有一种以绍兴编号265剑[18]为代表，湖北楚墓中也偶有发现，属战国剑。该剑厚格略窄，无纹饰，圆茎有双箍，长32.5厘米。而与其同时期的相同剑型长度一般在50厘米以上，制作精良。该型短剑发现数量较少，剑体轻薄，除了可能用作匕首外，还有专门当作明器随葬的可能。此型短剑发现数量虽少，但其形制已属战国时期的定型产品，在整个吴越青铜剑发展史上并不具有特殊意义。录于此，仅作参考。
上述短剑中以前三者居多，其年代也最早，以绍兴编号265剑为代表的一种年代最晚。可以看出吴越地区短剑年代整体偏早，那么能否将此几型短剑视作吴越系剑的祖型呢？学者们曾做过有益的探讨。李伯谦[19]、李学勤[20]均认为小人尖式及长兴出土的长港008号剑可能为吴越式剑的最早类型，属于西周时期，其总体上已经拥有了吴越系剑的特征，与尔后的剑体有一脉相传的关系。我们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这反映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此外，由于高淳下大路剑为平脊，短茎，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薄格剑的最早类型[21]。我们认为还是将该剑和长兴长港045号视作该型剑目前所能发现的较早期个体较为妥当，因为平脊和短茎能否作为判定剑型早晚的标准，恐怕还值得商榷；至于其源头或更早的剑型，还有待于新材料的补充。
二
上述吴越短剑及其与后期吴越系剑的演变规律主要体现在剑体长度之上。
首先是剑茎长度。从这些短剑可以看出短剑茎不能作为判断剑形早晚的依据，根据两把匕首剑比例，推测长兴长港008号剑茎长7.1厘米，身长13.5厘米。古越阁剑长19厘米，茎长约8厘米，仅扉耳下就达6.3厘米。其余短剑平均茎长超过7厘米，普遍在8厘米左右，身茎比例较为合理。可见早期短剑茎长较为固定，长度一般都在人手握持较为舒适的范围内，也不存在剑茎长度随剑长的增减而大幅度调整的情况。低于7厘米的剑茎则少见，目前仅在平脊短剑的扁茎上存在短剑茎（顾陇下大路剑），长度在6厘米左右。
其次要考察剑身的长度。学术界基本上认为吴越系青铜剑经历了由短变长的渐进过程。从现存早期剑来看，西周中晚期，剑长幅度变化不甚明显，其上限约35厘米，相当一部分低于30厘米。而西周晚期的青铜剑长度却有不少超过40厘米，与春秋晚期剑相差无几。例如属A型的长兴铜013号剑，仅有35.8厘米；C型的江苏溧水扁茎剑残长34.2厘米。属于西周中晚期的屯溪M3[22]所出两剑长也均在35厘米左右，为B型剑。而屯溪墓中属于西周晚期的其他几墓所出剑长度均超过40厘米，周边其它西周晚期墓所出剑长度也是如此，如丹徒扁茎剑长就达41.4厘米。据此推测，吴越地区青铜剑在西周早中期多为短剑，最迟自西周晚期起，剑身长度普遍开始较大幅度增加；到春秋晚期，长剑体系逐渐统一，这时剑长一般在45～50厘米之间。剑身增长的原因可能是出于实战的需要。
吴越地区属于早期的三型短剑中，前两型剑集中分布于南部地区，对宁镇、皖南沿江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吴越地区以外，目前还极少发现类似剑类型。其中A型短剑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短剑类型，其完全继承体并没有出现在春秋吴越剑系中。但它的主要特征，如空茎、茎上圆箍、扉耳、剑身特征等却得以保留，并不同程度反映在后期剑型上。而某些原始特征，如茎上扉耳、管状剑脊等则逐渐遭到淘汰。相比而言，B、C型短剑造型与后期剑接轨比较自然，只是细部特征略有改动。
C型短剑及其加长型目前以皖南沿江产铜区发现相对较多，属于吴越系薄格剑。在山东沂水信家庄一座灰坑中发现一把铜剑，为探索该型短剑的源头提供了可能。此剑有一字薄格，柱状脊，扁圆实茎，中间稍细，剑首残，现长29.4、剑身长22、茎长7.4厘米。该墓的时间从伴出的铜爵、铜觚和陶簋等可以推定，大致属于晚商时期。此剑式样与吴越系C型短剑极其相似，年代上也早于吴越相应的短剑，两者似乎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不过此证据还略显单薄，要解决薄格短剑的起源问题，还有待于两地更多早期青铜剑的出土。
三
吴越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匝”（《战国策&S226;赵策三》），其剑型在春秋晚期后被周边区域广为借鉴，同时也有大量青铜剑随着军事战争或其他政治活动被直接输入外地。从目前各地公布的材料可以看出，吴越系青铜剑除了整个南方地区外，在中原、华北、西北地区也多有发现，西南、东北地区也偶有发现，这些剑基本属于定型后的吴越系晚期剑型。在这些区域中，地处南方一隅的岭南地区发现的大量吴越系短剑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岭南地区青铜剑短剑有两型，A型为扁茎无格剑，一般长18～22厘米[24]。I式无首，茎有穿（图三，4、5）。II式属改装式剑，存在圆剑首（图三，6），部分为玉制，可加装在扁茎上，时间为战国中晚期。岭南A型多为春秋晚期以后剑，带剑首的更要晚至战国中晚期[25]。B型为剑首连铸的吴越式薄格剑，一般长20～30厘米[26]。I式扁茎，与吴越系C型短剑一致（图三，2、3）。II式圆茎带箍，首面均无纹饰（图三，1）。
春秋时期岭南剑多扁茎，有穿无首，有中原剑系的风格。战国中晚期茎末附加圆首的出现，表明吴越剑的风格已渐入此地，与当地早期短剑出现融合的趋势。最迟在战国时期，该地短剑形制以吴越系为主，AII式无格扁茎剑与之并存。例如，在广宁铜鼓岗22墓共出土青铜剑25件，其中20把长剑均为常见的吴越系剑，5把短剑，属于A型无格扁茎3把，另2件为BII式。该墓群中一般长短剑并出，长剑配在墓主腰间，而短剑则间杂在其它器物中。如无长剑，则以短剑代之[27]。这种长短剑组合未见于其他地区，可视为当地特色。至于南方人喜用短剑的原因，可能与当地人审美情趣或环境有关。
吴越地区的青铜短剑数量不多，时间较早，春秋以后渐少。相比之下，岭南地区春秋时期青铜剑却以短剑为主，至迟到战国，吴越式长剑才逐渐流行，并占主体地位。岭南短剑中BII式外型属吴越风格是无疑的，但该式短剑在吴越地区却鲜有发现，而可能是岭南人在保留原有剑型基础上，对吴越长剑加以改造，使之短剑化，从而适应当地流行短剑的习惯。对于当地出现的扁茎薄格短剑，由于在吴越尤其是皖南地区存在一定的相应早期剑型，岭南该类短剑的来源可能是对此型剑的一种借鉴或直接输入。
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首先从剑的年代和演化看。目前学界对于岭南剑的来源观点基本统一。两广长、短剑年代偏晚，是在相应较早发现地域普遍流行后传人或在本地仿造而成[28]。岭南地区扁茎无格剑多为春秋晚期剑，为中原所传人，所存在的早晚演变关系也与中原一致。扁茎无格剑在中原流行时间要早到西周时期，岭南该剑型年代虽然滞后，但造型上与中原并无差异，说明当地对这种剑的保留要胜过改造。与此相似，吴越系的薄格扁茎剑也出现类似情形，皖南该型短剑年代属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而在岭南要晚至战国时期，造型却基本得以保留。而扁茎加装圆剑首，应是受到吴越剑的影响，但也保留了当地短剑早期主体特征。所以说无论从时间的跨度还是剑型特征上看，两地存在的文化传播是可能的。
其次是传播的动力及路径。实际早在殷末周初，湘南的青铜文化可能已传人两广[30]。由于“岭南青铜器大部分发现于西江流域，正是岭南与楚国交往最便利的水路交通干线地区，从其地理分布情况，也可看出自楚国传人岭南的趋势。这说明，岭南地区的青铜文化是同楚文化密切相关的。”[31]由于岭南青铜文化繁荣在战国时期，而战国初年楚“南平百越”的事件是主要推动力，为岭南青铜工艺顶峰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所以吴越风格的短剑由这个通道传播到岭南也是不无可能的。
总体而言，吴越地区青铜剑存在由短剑向长剑发展的过程，早期剑多属短剑体，个别稍长，但也在一定幅度内，剑茎长度在短、长剑上相差无几。A型短剑虽未完全得以继承，但其主要特征与它型融合，从而促成了吴越剑系的最终形成。春秋中晚期，吴越剑系逐渐对岭南产生了影响，尤以薄格短剑为代表，其在当时的岭南较吴越地区更为流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短剑体和独特的青铜剑组合方式。从剑型继承角度看，岭南薄格短剑的根源可能就在吴越地区，并最迟在战国时期经由楚国势力传播到岭南。
附记：本研究得到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0SK063)及安徽大学青年科学研究基金经费资助
[1]按：本文青铜短剑以体长在30厘米左右及以下作为筛选的标准。东周时期吴越剑长度基本在40厘米以上。
[2]该系研究文章较多，主要有：a。乌恩。关于我国北方的青铜短剑[J]。考古，1978(5)。b。翟德芳。中国北方地区青铜短剑分群研究[J]。考古学报，1988(3)。c。吕军，中国东北系青铜短剑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
，2006.
[3]张天恩再论秦式短剑[J]。考古，1995(3)。
[4]张天恩。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初论[J]。文物，2001(4)。
[5]江章华，巴蜀柳叶形剑研究[J]考古，1996(9)。
[6]贺剐，先秦百越地区出土铜剑初论[J]。考古，1991(3)。
[7]同[4]
[8]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岩小人尖西周墓[c]∥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b。李学勤古越阁所藏青铜兵器选粹[J]。文物，1993(4)
[9]浙江省
研究所浙江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7(11)。
[10]夏星南，浙江长兴发现吴越楚铜剑[J]。考古，1989(1)。以下氏兴系列均引自该文。
[11]a。杨琮等，福建浦城管九土墩墓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N]。中国文物报，2007-3-6(1)。b。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建浦城县管九村土墩墓群[J]。考古，2007(7)。
[12]肖梦龙。镇江
藏商周青铜器[J]。东南文化，1988(5)。
[13]朱华东，皖南周代青铜剑初论[C]∥东方博物（第二十五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以下繁昌、铜陵剑同此注。
[14]钱公麟吴越青铜剑拾零[C]∥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4。转引自[21]c。
[15]刘兴。镇江地区近年出土的青铜器[c]∥文物资料丛刊(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6]南京博物院等江苏丹徒横山、华山土墩墓发掘报告[J].文物，2000(9)。
[17]溧水县图书馆。江苏溧水出土的几批
[J]。考古，1986(3)。
[18]彭云绍兴出土越国青铜剑及其演变[J]，东南文化，1992(2)。
[19]李伯谦。中原地区东周铜剑渊源试探[J]。文物，1982(1)。
[20]同[8]b。
[21]a。冯普仁。吴国青铜兵器初探[C]∥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b。同注[15]。c。肖梦龙等。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82-133。
[22]李国梁。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22-23.
[23]马玺伦，山东沂水发现商代青铜器[J]。文物，1989(11)。
[24]数值根据黄展岳文章统计得来，见注[26]。
[25]李龙章，湖南两广越墓研究[J]。考古学报，1995(3)。
[26]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J]。考古学报，1986(4)。
[27]广州市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c]∥考古学集刊(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8]同[26]
[29]同[25]
[30]张长寿。殷商时代边远地区诸文化[C]∥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359-363。
[31]蒋廷瑜。楚国的南界和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C]∥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本文转载自《考古与文物》2010年6期，特此声明，请勿转载！
。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