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中都是北京建都之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代第四位帝王完颜亮迁都中都，开辟了金代历史的新篇章，同时也揭开了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860多年过去了，我们对金中都城的解读仍在继续。最初，对金中都城的复原主要依据的是文献史料，但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史书记载或简或略、甚或无存查录或记录有误，而考古学恰恰在证经补史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它用考古出土的遗物和遗迹、用实证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富有价值的信息。“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释证”“补正”和“参证”，这正是20世纪初期王国维等先生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在金中都城的复原历史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除了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历史地理学的视角，也对金中都城的复原做了有益的补充和探索。关于金中都城市布局的复原历程，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史料复原、史料与考古资料相印证，直至多学科相结合以究明历史史实的不断学术探索进程。
史料复原阶段（宋金时期）
有关金中都城布局的文献记载最早源自出使金国的宋朝使者行程録的内容，发生在宋金时期，可考见的有22部，时间从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朝至南宋宁宗朝。这些行程録是记录金中都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南宋陈元靓《事林广记》的金中都城图便是根据《北行日录》和《揽辔录》绘制的，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也是唯一的金中都图”，包括“京城之图”和“帝京宫阙图”两部分，但图绘颇略，仅体现了金中都皇城和宫城的大体布局。
考古学与史料初步结合阶段（民国至建国初年）
这一阶段国内外都有学者开始关注北京地区辽金时期的都城遗迹。国外学者如日本那波利贞、瑞典喜仁龙（Osvald Siren）等都在实地考察北京的过程中对辽金故城做了一些记录，他们对金中都的踏查是带过性的，是考察北京城的附属产物，但是其中有关金中都遗迹的一些老照片为研究金中都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素材，对金中都城的四至也都提出了基本可信的依据。只是由于语言上的阻碍，他们很少能结合中国历史文献史料进行考证和研究。
20世纪4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金中都进行实地考察，最早关注的是都城的四面城墙遗迹。如1941年崇璋对金中都土城墙的实地踏查，1943年王璧文对凤凰嘴一带土城遗迹的调查测绘等。1952年，北京市文物调查组配合陶然亭疏浚湖水工程对金中都的东城垣以及东护城河遗迹等进行了推断。对金中都进行全面的考古工作始于1958年，北京大学阎文儒等对金中都的四面城墙进行了准确定位，并且调查了都城的路桥、宫殿遗迹，撰写调查报告，对金中都城进行了复原研究，绘制了金中都的第一幅考古草图。1965——196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苹芳等再次对金中都进行考古工作，探明外城城门的位置，确定了皇城的尺度，弄清金中都的中轴线，并勘测了部分街巷道路。1974年赵其昌在白云观西发掘“薊丘”遗址时，又对金中都城部分遗迹遗物进行了实地调查。
这一阶段金中都城复原的着重点在于都城变迁中金中都的相对位置，研究的重点在金中都的准确位置、四至以及都城的扩展规模、四子城存在与否等方面，以1929年奉宽《燕京故城考》一文对金中都的研究为始，之后1941年周肇祥《辽金京城考》一文的考证较具代表性。有关金中都的代表性城图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都城变迁图。如1928年日本那波利贞绘制的“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拟定地图”；1935年《旧都文物略》中绘制的“辽金元明都城变迁图”，该图沿用了清末震钧《天咫偶闻》中“辽金元明都城合图”；1941年崇璋绘制的“辽金土城想象图”；1953年周耿绘制的“辽金元明都城变迁图”，1955年朱偰绘制的“八百年来北京沿革略图”等。第二，金中都皇城及四子城示意图，主要有朱偰1936年绘制的“金中都皇城图”和“辽金燕京城郭宫苑示意图”，以及1955年绘制的“金故宫还原图”。第三，考古实测图，主要有1943年王璧文绘制的金中都西南城墙凤凰嘴一带实测图；1958年阎文儒根据考古调查和测量绘制的“金中都复原草图”。以上的金中都城图中，最早那波利贞对金中都的四至考订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之后一系列的都城变迁图中都将金中都的范围绘制稍过夸大，其在辽南京基础上向四面扩建的规模很大，认识是不准确的，并且城门排列顺序较为混乱，城门位置说法不一，一般都认为金中都存在四子城，更有学者绘制了四子城的示意图。而两幅金中都的考古实测图，通过考古调查勘测绘制，真实反映了金中都城墙四至的准确位置、都城的规模等，得出不存在四子城等一些重要的结论，但由于当时对城门的勘测不完全，所以致使金中都一些城门的位置不甚准确。这一阶段对金中都皇城布局示意图的绘制是大致正确的，依据《事林广记》的“帝京宫阙图”同时，结合实地遗迹现象，基本反映了皇城和宫城的主要建筑布局和相对位置关系。
多学科结合复原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这一阶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金中都遗址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除了八十年代对金中都遗址的复查，1990——1991年进一步开展了金中都城垣、宫殿区的考古勘测与发掘工作，基本确定了应天门、大安门和大安殿等遗迹的具体位置，证实了金中都宫殿是在辽代宫殿基础上扩建的史实。1990年对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进行的全面揭露和细致解剖，取得了水关遗址整体、局部及内部结构等方面的资料。水关的建筑结构，基本符合宋代《营造法式》“卷辇水窗”的做法，充分显示了金中都的规模和建筑工艺水平，为研究金中都城内水系流向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依据，被评为全国
。1992年对金中都外莲花池进行了考古勘探，找到了金中都西城墙从申州馆至莲花池下的地下基础700余米，测定了古莲花池东、南、北三面的界地，找到了一段出水河道及一座湖心岛。1996年对金中都宫城内的皇家园林鱼藻池遗址进行了考古工作，基本确定了早、晚两期湖泊的范围和岛的变动界地。并且在岛上发现了可能是辽时所建、金代重新修缮的瑶池殿。
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对金中都的考古发掘工作有5项，内容涵盖金中都的皇家园林鱼藻池、西营兵营遗址以及金中都城内道路等方面。其中对鱼藻池的发掘有3次，分别配合不同的基本建设工程开展。2005年第一次工作主要是对鱼藻池遗址局部进行了探沟法试掘，在西南部找到了鱼藻池早晚两期的湖岸。推测早期湖域可能是辽代修建、金代沿用的湖泊，而晚期湖域当属金亡以后，鱼藻池废弃、湖水退却所形成的。同年第二次工作主要是对北侧湖域进行了考古发掘，找到了鱼藻池晚期湖域的北侧界地，并且认为鱼藻池的注水口在西北侧，早晚两期北侧湖岸没有变动，两期湖底沉积物叠压在一起。2012年第三次对鱼藻池的发掘工作较为全面，确定了早期金代鱼藻池的北岸和西南岸以及晚期鱼藻池东岸、南岸的位置，明确了鱼藻池湖岸和岛岸的砌筑方法，其中北岸为自然水岸，未见石堤，东、南岸均为毛石抹灰修筑而成。西营遗址的发掘在2010年，57排金代兵营房屋基址，规模之大、排列及间距之规律有序，在北京地区尚属首次发现，为研究金代营房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201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万泉寺住宅小区A地块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金中都城内南侧的道路，并为元代继续沿用。城内道路的丈尺为我们复原金中都城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内涵丰富的瓷器为研究金中都社会的面貌提供了绝佳材料。
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使得我们对金中都的城市布局和沿革更加清晰明了。这一阶段是金中都城市布局复原逐渐完善并达到基本成熟的阶段，代表性的金中都图主要有以下几个：1980年徐苹芳在《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中绘制的“金中都城平面示意图”，是作者在1965——1966年对金中都重新勘测的基础上绘制的，标识了城内西南的街巷道路，确认了光泰门的存在。1988年侯仁之在《北京历史地图集》中绘制的“金中都图”，在徐苹芳先生绘制的平面示意图上添加了更多地名位置、辽南京城位置范围、金中都里坊位置以及园林宫苑和寺庙名称等。1989年于杰在《金中都》一书中绘制了“金中都城图”和“金中都皇城宫城复原示意图”，前者以民国时期地图为底图，并且还添加有辽南京的都城地名要素。后者的绘制依据了较多的文献考证结果。1995年北京市测绘研究院出版的《北京地图集》根据1990年发现的金中都水关遗址调整了河道画法。1999年齐心在《图说北京史》中重新绘制了“金中都城复原示意图”和“金中都皇城宫城示意图”，这两幅图在历史文献考证的基础上，集合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考古成果，修改了以前灏华门的位置，更加细化了宫城、皇城的布局，添加了园林水系、水关等要素。2005年侯仁之、岳升阳等在《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中又对金中都城图做了修改，主要是将丽泽门、阳春门的位置向北移动，这是依据对大比例尺地形图的分析得出的结论。综上，这一阶段对金中都城市布局的复原以大量的考古成果为主，结合了文献史料，同时吸纳了历史地理学研究复原的新方法，绘制的金中都图在格局上基本一致，认识相对比较成熟。
纵观金中都城市布局复原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行程録基础上绘制的皇城、宫城结构略图，依据的是文献史料；第二阶段开展了初步的考古工作，对金中都进行了实地定位，基本厘清了以往有关金中都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学者们在文献的基础上，采纳考古成果，是考古学在金中都城图复原工作中的初步应用阶段。第三阶段是有关金中都考古工作的大发展时期，大量的考古资料使学者对金中都的认识更加直观，结合文献史料和历史地理学的视角，金中都城市布局的复原达到了基本成熟阶段，学者开始关注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涉及金中都社会的方方面面。只是由于对史料的不同解读，加之早年的遗迹有的已经荡然无存，有的尚未揭开真实面貌，至今对金中都城布局和沿革的认识仍存在一定的争议。所谓“求大同、存小异”，在历史的洪流中，终究会有一些事物湮没难觅。但在学术探索的路上，我们得到的实证材料越多、研究方法越科学，我们就会愈加贴近历史的真实。金中都的史迹就在那里，等待发掘、等待探索，而我们研究的脚步从未停止。（作者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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