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先生是中国文博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对中国文博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在主持规划文博事业发展及实践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夏鼐先生在考古领域的伟大成就，学界多关注其在考古方面的
，而相对忽略其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方面的成就梳理。已出版《夏鼐日记》中的夏鼐先生关于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记述材料，为探讨夏鼐先生在中国博物馆事业建设中的特殊贡献提供了珍贵史料。据此，本文以时间为序，大致分1931年至1935年国内求学、1935年至1940年海外留学、1940年至1949年任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1950年至1985年执掌考古所四个时段，整理探讨夏鼐先生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中的特殊贡献，以期引起业界对近代以来诸多文博前辈学术遗产的整理、研究课题的重视。
一
夏鼐先生早年在国内求学时期，因学习史学专业，已开始关注博物馆、图书馆等新型公共文化机构的建设。1931年1月3日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上午曾至图书馆。今年图书馆又将书库闭起来了。我本来是喜欢在书库中乱翻的，现在这样一来，很不方便。我以为图书馆为增高书籍流通的效率起见，为阅读者方便起见，应该将书库开放。纵使有不肖之徒，私窃书籍出外，也是不能免的牺牲，只好忍痛耐受，否则将使图书馆成为藏书楼。书籍固然可以不失落，奈减少流通的效率何！从前在光华也遇到同样的事，将书库制改为闭库制，都很使我不快”。1931年8月8日，先生周末去参观故宫博物院遇阻，记述此事说：“已闭馆，颇觉得失望”，公开反对旧制的藏书楼私有模式，对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性、开放性及服务的便利性等有了一定的认知。1934年4月9日先生参观山西太原民众教育馆后，在日记中表达建博物馆服务于故乡的设想：“余忽生一念，以为将来在故乡不妨也设立这样一个小规模的古物陈列所”。此设想此后成为先生一生的执着追求。
1934年10月20日先生参观北平古物陈列所后，在日记中谈到了古物陈列所古物南迁、展览情形及高昂收费等问题，“文华殿已不开放；武英殿正殿仍陈列瓷器，多为明清制品，若柴窑、龙泉窑等皆不可复见；西配殿为文华殿移来之书画，但顾鲁公之真迹及郎世宁百骏图之类，皆已不可见矣！三殿之古物亦减少。盖古物南运之后，精品皆已南运。旋至雍和宫，东配殿之欢喜佛五座，颈以下即为布幔所遮，其外有玻璃窗以遮之，窗之开阖处有十八年封条，据云为南京佛教徒维持会所封，欢喜佛成为秘密佛矣！后殿之佛三尊，更无精彩。4角一人之门票，诚过昂矣。”此则日记是先生赴英留学前最为详细的一篇国内博物馆参观记述，同时也是一篇早期博物馆史的专业史料，十分珍贵。当时的古物陈列所尚未与故宫博物院合并，行政上隶属国民政府内政部，缺乏学界专业支持，陈列管理手段落后，经营带着浓厚的谋财色彩，因而受到多方批评。此后不久随着战争的全面爆发，古物陈列所经营维艰，发展受限，并最终并入故宫博物院，结束了两者长期分庭抗礼的局面。
1935年夏鼐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海外留学资格。犹豫徘徊后，先生放弃了原本从事的史学研究，选择了当时在中国刚刚起步的考古学专业，后受李济、梁思永及傅斯年等先生指导赴英国伦敦大学求学，与曾昭燏、吴金鼎等成为校友。英国博物馆建设历史长、藏品丰富及管理服务理念先进，加上所学专业与
联系密切，夏鼐先生海外留学期间的博物馆参观频率很高。日记中多次感叹中国博物馆建设、服务理念的落后，1935年9月18日先生首次游大英博物馆后就由衷表达了羡慕之情：“我觉得伦敦人真是好福气，有这样一座大博物院，仔细观览非花一个多月不可”。1935年9月29日再次参观博物馆后感叹道：“羡慕他们小孩子的福气”，进而产生改进中国博物馆落后现状的想法。1935年10月2日先生参观帝国战争博物馆后写道：“看过后，觉得我们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一座博物馆，陈列国耻的纪念品”，开始注意观察学习博物馆管理方面的知识。1935年10月14日先生参观南肯辛顿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总结说：“这博物馆的优点，除了搜集完备之外，尚有说明卡片之富于通俗教育性质一点”。
1936年受傅斯年、李济先生指导，夏鼐先生开始接触与博物馆相关的课程学习，准备为国内的博物馆建设蓄积力量。1936年1月19日在日记中提出：“我自己没有充分享受青春的快乐，但是我并不懊悔，我只希望下一代的青年，能够比我这代享福，那便是中国的幸福了”。2月3日日记里说：“今天起开始学习古物保管，想从开箱一直复原作陈列品为止”。1936年4月12日先生在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于延长留学年限的信里表述了自己对古物标本整理、研究及展示的设想：“发掘后如何整理，采集标本后如何研究。故进一步观其如何就各种古物，依其形制，以探求其发展过程，如何探求其相邻文化交互影响之迹，由古物以证古史”，对博物馆认识开始深化。1936年5月30日先生在某花园照相时，看见一个9岁的孩子，带着一本摘记薄，在花圃旁对着植物学名卡片抄录，以认识标本与记忆学名。主动上前与之谈话，感叹说：“我以为我国人的智质，并不劣于外人，惟求学之机会则远不及耳”，认为博物馆是辅助儿童学习的最佳机构。1936年12月20日先生参观霍尼曼博物馆总结：“关于初民之工具，陈列品极佳，似胜于不列颠博物馆，陈列得法，说明书亦极佳”。1939年11月29日先生赴埃及实践，参观开罗博物院后记到：“陈列之串珠，不注明时代，仅书杂类者几占一半，书名年代者亦多由出土地而定，不可靠者甚多”，对陈列品质量提出了疑问。1939年12月5日说：“以博物院4时即关门，殊嫌过早。皇家图书馆每日9时至1时、4时至7时开馆，但借书手续过于迟缓，时常要等候半小时以上，且书籍不多，故遂罕去”，批评了博物馆、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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