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5月6日，我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顺利通过了重庆市文物局组织的验收，标志着历经8个年头的千手观音造像本体保护工程圆满结束。当遮挡幕布揭开的一刹那，金光闪闪的千手观音让现场那些见多识广的专家们为之震撼，无不动容，连连发出“太优美了”、“太壮观了”的赞叹。
5月6日，我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顺利通过了重庆市文物局组织的验收，标志着历经8个年头的千手观音造像本体保护工程圆满结束。当遮挡幕布揭开的一刹那，金光闪闪的千手观音让现场那些见多识广的专家们为之震撼，无不动容，连连发出“太优美了”、“太壮观了”的赞叹。这一声声“美”誉，表达了专家们对工程的真实褒扬。这“美”的背后，凝结的是工程所有参与者的集体智慧与辛劳，是他们对文物保护修复理念和材料、技艺的积极探索与实践。每一个参与者，对这个“美”也有着最切身的体会。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刘曙光院长从项目2008年启动之初就参与其事，验收会间隙，他以全程亲历者的身份，向记者情真意切地讲述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大足8年拼搏奋战的感受。
一号工程名副其实
千手观音保护工程虽然是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背景下被确定的国家文物局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但它在全国文物系统里早已是个知名的“老病号”，谁都知道它病情危重且复杂。这个“一号工程”，不是一个虚头巴脑的说辞，而是放在国家文物局各位领导的眼里、记在他们心上的大事，更是摆在日常工作中真抓实干的工程。8年间，前后两任局长单霁翔、励小捷都亲临千手观音保护现场调研，主管副局长童明康更是多次专程前往，尤其是在工程的关键节点果断决策。在项目组纠结于是否要对千手观音造像的断指和法器进行“再现式”的修复之时，是他带领专家听取意见、予以肯定，给了大家以巨大的鼓舞。8年间，工程的每一次汇报都有局里的各级领导坐镇，工程成了近年局长年度工作报告中必谈的重要内容。从方案审批、专家评审，到资金保障、工作协调，国家文物局各相关司处为千手观音保护工程开通了一条高效的绿色通道。正是因为有这样坚强可靠的保障，千手观音保护修复工程才得以顺利实施。
可以不夸张地说，千手观音保护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文物局系统内实施时间最长、涉及学科最多、投入经费最多的一个单体石质文物保护项目，是名副其实的一号工程。
建立并维持开放、合作的工作团队
千手观音保护工程是一个综合性强、复杂性高的项目，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单单凭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力量，不足以支撑起或者完成保护工程的全部任务。从一开始，我们就明确提出：项目的组织牵头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但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充分发挥国内外专业机构和专家的力量，把组建一支团结、合作、务实、高效的联合团队，放在事关成败的高度予以重视。
就像一支球队，球员可以都是大腕，但如果谁都不服谁，球队就不会赢球；就像一台戏，台上都是名角，但如果各唱各的调，就只会演砸。多年的工作实践让我们体会到，好的团队加上好的工作机制，是干成事、把事干好的基本保障。因此，我院在团队组建方面特别用心，根据工程的实际需求情况，组建了一个开放、流动的工作平台。这其中，与业主单位——大足石刻研究院的亲密合作关系，是基础中的基础。我们很幸运，碰上了一个与我们志同道合、心气相通的好“东家”。
我们坚持把千手观音保护工程做成一个开放性很强的项目。首先，对造像的调查、研究是开放的，面向的不仅是以敦煌研究院为代表的文博界，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院、北京建筑大学等高校，乃至数字化的企业开展合作。除了文物、宗教、艺术，还包括地质、水文、环境检测等多学科、多领域。
其次是工程向社会开放。工地虽不对外开放，但工程并不是神秘、封闭的。从实施之初，我们就定下一个原则：要定期向社会发布工作的进展、工程中的新发现，保护中的新思路、新技术、新手段也会及时向业内透露。8年中，我们就是这样始终不断地、主动地向业内、向社会公布千手观音工程的相关信息，甚至设计了面向公众的问卷调查表在大悲阁内让大家填写。这是一个摆正位置、服务社会的问题。此外，我们非常注意及时征求专家和各方面的意见，大大小小的咨询会开了20多次。2013年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大足石刻保护修复的国际研讨会，特邀国内外从事石质文物保护的专家到现场考察，就是希望在理念、技术或材料等方面不断扩大交流，深入交流。使我们能够及时、充分地借鉴他人之长，改进我们的工作。
在实验和修正当中推进施工
文物修复，首先是科学精神和态度的问题。具体到这个工程，就是秉持正确的修复理念，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为先，试验为重，实效为大。
在千手观音保护工程中，我们既非常注重前期的调查、实验、研究，更注重在实施过程中对已经形成的方案进行现场的再实验、再分析，甚至不惜颠覆、改变原有的设计方案。
在大足千手观音石刻造像施工开始之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还承担了重庆潼南大佛的维修设计与施工。这个工程，从理论到实践，从材料到工艺，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对南方石质贴金文物保护的一次积极探索，也为大足石刻的保护积累了项目组织、材料选用、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宝贵经验。但潼南大佛只有两只手、十个手指头，而大足的千手观音却有至少830只不同形态的手、4千多个手指头；相对于潼南大佛的通体大面积贴金，大足石刻要复杂得多，修复难度也大得不止一倍。所以，我们也没有机械地照搬照用潼南的做法，而是一切从大足石刻的实际出发，在不断的修正与探索中推动千手观音工程的实施。
记得关于金箔黏结材料的研究就有一段曲折的经历。在施工的前期阶段，我们使用了在北方干旱地区土石文物保护当中效果很好的材料，但实践证明它不适合高湿、高热又常年无风的大足。我们发现，用过这种材料的地方很快就开始出现霉变、长毛。后来，项目组在调查、实验的基础上改为采用大足当地的传统做法——髤漆贴金（在大漆上贴金），这也是历史上千手观音造像贴金的原始方法。两相对比，优劣立显。但敢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敢不敢修正既定的方案（当然必须经过专业审查和行政批准），是对科学精神、求实态度和自信心的一个考验，好在我们经受住了。
如何看待“新”与“旧”的纠结
在千手观音工程立项之前，到工程实施结束，关于造像贴金“新”与“旧”的讨论、议论、争论就没有断过。我们的工作，证明这里不仅涉及修复理念的问题，也是一个材料、工艺和技术应用的实践问题。刚开始，我们只是将千手观音修复看作是一项石质文物保护工程，也把“真实性、完整性”和“修旧如旧”当作座右铭来鞭策自己。但在修复现场工作的时间越长，对造像各种细节的了解越真实、越深入，就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不能够仅仅从石质文物的角度去看待千手观音修复工程的性质和意义。即便只是把千手观音造像当作石质文物去保护修复，也有一个是从“修旧如旧”，或者“残状修复”的概念出发，还是从“救命”、“治病”的实效出发的问题。如若再从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品的角度去看，从东方审美观念去看，千手观音的修复原则和技法，就应当和一般的石质文物修复有所区别。大家关注的，不仅仅是病害的祛除，还有对观音造像所表现的“妙相庄严”、“宝相神圣”的恢复或再现。对于千手观音造像来说，如果这只手是四个指头，那只手是三个指头，甚至有胳膊而没有手，人们能够欣赏这种“残缺美”吗？这种“修旧如旧”的美，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文物原有的外在形态和文化内涵呢？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逐渐明确，对大足千手观音这样的佛教艺术品的修复，不仅要照顾到历史文物修复的一般原则，还要考虑到东方传统美学形态下对佛教艺术品的特殊要求。为此，我们两次组织会议，特别邀请了研究美学和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专家发表意见。我们还与国家宗教局和佛教界人士沟通，充分听取他们对木刻或石雕类佛教文物修复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我们坚定了把观音造像缺失的手指塑型补全、把损坏的法器补出来的想法。这些工作是原来方案里没有的，不仅增加了施工的技术难度和经费支出，也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调整方案经过批准后，我们在项目组中增加了具有美术专业背景的人员，使经过塑型修复后的千手观音的手指有弹性、有肌肉感，有佛像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这可以看作是我们为中国古代宗教艺术品或宗教文物修复做出的一点积极探索吧。
针对大足石刻千手观音这样一处极为复杂的大体量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修复，大家都很关心，有不同的声音，这是正常的。我不断听到业内外人士对我们工作的质疑，我们也经常主动做一些说明和解释。说实话，我对今天的修复质量和效果，心里还是蛮有底气的。首先，我们认为，对于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的保护修复，首要的是文物本体的保存，但目的却不是文物在物质意义上的保存，而是通过保护、修复，发现并整理出文物原来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供人们研究、欣赏、传承。所谓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应该重在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的真实与完整。这才是文物保护的终极意义。通过千手观音修复工程，我们前所未有地发现了大量新鲜的、重要的历史信息，而且将这种信息用传统与现代科技的方法提取出来了，这是大家都欢迎的。其次，我们认为，千手观音造像今天在观感上的“新”与“旧”，是表面的、次要的问题。衡量或者评判的标准，关键是看修复前千手观音的病害是否得到了有效治理或遏制。与其说今天的千手观音看起来有点新，不如说昨天的太破旧、惨不忍睹。实际上，贴金在整个千手观音保护工程中是最后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的表现力最强，但技术难度却不大。通过这次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原有的酥碱、断裂、风化等30多种病害都得到了有效治理。千手观音造像久病初愈，恢复健康，重现其昔日风采并得以益寿延年，这才应该是人们更应关注的话题。
项目的孵化作用
我很欣慰，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修复项目的孵化作用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挥。首先，通过项目，我们提升了发挥“国家队”作用的能力和水平，积累了组织实施大型文物保护工程的经验，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和技术能手。
其次，通过项目，我们将归纳、总结出一套针对西南地区石质文物保护与修复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包括技术的应用、材料的研发等等。这些成果，最初可能作为文研院自己的规范和标准，将来或许能在全国更多的地方应用、推广。
再次，通过项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有了更充足的准备，正联合重庆市和四川省文物局，策划一个国家级的“川渝石窟文物保护”项目，建议国家文物局纳入国家规划，用1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实施，使川渝地区石窟的保护、修复和利用，在整体上有大的改善。
“对于文物保护工程项目，今天说好不是真好，十年、二十年以后大家还说好，那才可以说是真好。”对于这个实施了8年的项目，刘曙光并不完全同意用“竣工”这个词。作为文研院的院长，他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但同时他又冷静地告诉我们，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可能还会继续生病，因为当地的气象、水文、地质情况对造像的健康都有威胁：高湿、高温、空气中含硫量很高，酸雨、小环境的治理可能比千手观音造像本体的保护还要困难和复杂。千手观音造像的栖身之处——大悲阁，对文物的保护作用也令人担忧，对它的改造，也将是另一个复杂项目。此外，刘曙光也坦言，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工程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还可以再多做几年，这样会让项目组对保护对象的研究更深入、细致一些，比如观音造像开凿的起始点在哪里？每种手印代表着什么意思？这些目前还说不清楚。时间宽松一些，也可以使项目组对各种实验效果的观察更充分、全面，或许就可以避免一些大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保护工程并未结束，病害治理只是暂时告一段落，保护的形势还有严峻之处，而研究工作更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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