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中国第一部大型考古学辞典《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大辞典是迄今内容最丰富的中国考古学辞典。作为该词典的总主编，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很复杂，既有完成了这样一件工作量巨大的项目后的轻松，也有为中国考古学界做了一件应该做之事的欣慰，还有因该辞典在编撰过程中存在的疏漏而感到些许遗憾。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的编撰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中国考古学是在西方的影响下，于20世纪初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与在宋代就出现的以研究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的金石学具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主要通过科学发掘所获得的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的实物遗存来研究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背景、原因和规律的一门科学。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1926年中国学者李济等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河南安阳殷墟，这几次发掘被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发端而载入史册。
作为科学的考古学一旦在中国产生，就显示出其在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脉络和文化内涵方面的独特作用，因而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已逐渐成熟，获取了丰富的考古材料，揭示出了前所未知的中华古代文化的面貌，中国考古学用自己的材料和方法不断地构建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框架。
中国考古学近百年的发展，不仅积累下来极为丰富的资料，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学科特色的理论、方法，还命名了许多考古学文化，形成了基本涵盖全国各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产生了大量的概念、术语。如此丰富的内涵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多见的，这与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密不可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然而，如此丰富的考古材料，如此众多的古代遗址和考古学文化，如此繁多的考古学名词术语，不仅考古学以外从事古代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学者及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学者难以掌握，就是考古学家本身，也往往由于各自研究领域的不同，而难以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因此，迫切需要一部对中国考古学的丰富资料和知识做全面总结和科学阐释的大辞典。可以说，中国考古大辞典的编撰、出版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是普及考古知识，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需要，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的编撰是中国考古学界多年来的夙愿
中国应当有一部自己的考古大辞典——这个想法我在1987年到1990年赴日留学期间就产生了。那时的日本，处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热潮（后来被称为“泡沫经济”）之中。基本建设考古方兴未艾，民众对考古学的兴趣日益浓厚，各种普及考古知识的讲座、学术交流的研讨会和论坛以及介绍考古学最新成果的通俗读物数不胜数，与考古学有关的辞书，如《考古学辞典》《考古学事典》《古坟时代小词典》等林林总总，不胜枚举。看到这种情景，我很受触动。我想：“我们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古代遗址比日本多得多，古代遗存所反映的文明程度也比日本高得多，但是，我们却没有一部考古学大辞典，真是既汗颜又遗憾呀！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能出一部自己的考古大辞典该多好呀！”
实现我这个夙愿的机会在七年前出现了。记得是在2007年秋，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王圣良先生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希望我能够组织考古学的力量，编辑一部《中国考古学大辞典》。这和我多年之前的愿望不谋而合，令我欣喜不已，我当时就高兴地应允下来。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的编撰是群策群力，共同努力的结果
既然应允下来，就得付诸实施。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着手编撰这部辞典，才意识到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或者说是十分浩繁而艰巨的工作。由于没有先例，因此，体例如何确定？条目如何遴选？体量多大合适？都要一一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采取了一直以来遇到困难时采取的法宝——“群众路线”。组织我所骨干进行讨论，各抒己见，集思广益。2008年初大辞典的编撰开始启动，为了保证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首先成立了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由我做总主编，我们研究所的白云翔和陈星灿两位副所长任副总主编，我所各个研究室的主任、副主任和相关学科的学科带头人为编辑委员。同时，将大辞典按照年代和内容分成考古学概论、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秦汉到宋辽金元明时期、科技考古、文化
等几大部分，由各个研究室的主任担任各分卷的主编，副主任等其他学科带头人任副主编。由各个分卷主编先提出各个分卷条目的初步意见，再经编委会讨论确定。为使编撰工作有序进行，使辞典的体例统一，我们又成立了由编辑委员中的施劲松、丛德新两位委员和我所专门从事考古绘图的资深研究馆员——李淼组成的秘书组，负责大辞典编撰的具体组织、协调以及撰写样条、配制插图、编写工作简报等工作。编委会成立后，我们首先确定了编撰的目标：编撰一部内容全面、阐释准确、图文并茂、编排科学、具有权威性的专业辞典。目标确定之后，编委会首先着手的工作是制定大辞典的体例和撰写规则。我们根据词条包含内容的多少，将词条分成特长条、长条、中条、短条几种，以短条（100―150字）和中条（300字左右）为主，长条（500字左右）次之，极个别内容过于丰富者采用特长条（800―1000字）。编委会确定大辞典词条的程序是，先由各分卷主编先提出各分卷的条目设置方案，再由全体编委反复讨论，最终确定整个辞书的条目内容。我们遇到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我国的考古遗址浩如烟海，如何取舍？经过编委会的研究，我们决定，收入大词典的遗址必须是经过考古发掘，并发表了考古发掘简报的遗址。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经过考古发掘并发表了发掘简报的遗址可以准确地了解其文化内涵、年代及文化性质。我们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都城考古资料繁多，以何种方式来介绍为好？经过反复讨论，为了突出辞典特色，使其与《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相区别，我们决定，尽可能避免一个词条过长的情况。针对中国古代各个都城遗址的内容较多的特点，我们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将都城各个部分的考古发现分成若干中条和短条，分别加以阐释。在确定考古学词条时还有一个问题是，面对中国考古学成百上千的术语，选择哪些作为词条比较合适？经过讨论，我们决定，本着“常用、基本”的原则，选择那些比较常用的、考古学的一些基本的专业词汇收入大辞典。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
条目确定后，就由各个分卷主编组织人员着手编写。编委会定期讨论与大辞典编撰有关的各事项。大辞典初稿完成后，由各分卷主编对各个分卷的内容进行审核，需要修改的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返给撰写者修改。有的几经修改，直到达到要求为止。词条撰写完毕后，为了使后期的编辑工作顺利进行，我委托我所印群研究员作为助理，负责协调各个分卷的交稿及与出版社的联系。书稿交上海辞书出版社后，责任编辑王圣良先生数次到北京与总主编和各分卷主编和主要执笔者充分交换意见，对全书进行了编辑和完善。
从2008年初大辞典编撰工作启动，到2014年大辞典出版，共历时7年。参加撰写者共139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我所的中青年科研人员，还邀请了所外的数十位学者参加。这些撰写者均是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的骨干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多有精深研究，这使得词目设立全面、合理，词义解释科学、准确。同时，上海辞书出版社又是一个长于辞书编辑的专业出版社，对于编辑辞书有着严格要求和丰富经验。两相结合，保证了这部大辞典的学术性、科学性和规范性。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考古学大辞典终于出版了。这部辞典共收录中国考古学的词目5000余条，涉及考古学基本概念、理论方法、典型遗迹和遗物、重要遗址、文物保护、考古学史、各时期主要考古学文化、考古学家等诸多方面。众多内容按概论编、史前编、夏商周编、秦汉至元明清编、遗址与文物保护编、科技考古编六大类编排，各编之中又或按时代、或按类别排列词目，非常便于查检。为了使非考古专业的读者能够读懂，我们尽可能地配置了插图或照片。在执笔者撰写词条的同时，李淼先生带领他的团队承担了全书插图和照片的选配和加工。精致的插图和图版继承了我所高水平考古绘图的传统，为本辞典增色不少，也成为本辞典的一个特色。
为了使读者能够通过这部大辞典对中国考古学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我们还在辞典正文之后添加了“中国考古学大事记（1899—2012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全国各省区考古学会名录”“全国考古发掘单位名录（不含港澳台地区）”等，这些附录也是本辞典的特点之一。
这部大辞典是一部对中国考古学近百年历程和研究成果进行概括和总结的工具书，也是中国考古学学科的成熟程度与发展水平的体现。我们可以通过这部大辞典了解近百年来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以及该学科目前达到的现状和认识水平。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日新月异，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这部大辞典只能反映我国考古学二十一世纪初的认识和发展水平，这些认识和观点还需要经过今后不断发现的新的资料和研究方法的检验。我们也深知，由于我们的能力等原因所限，在辞书的体例、词条的设置、内容的阐释、插图和照片的选择和制作、辞书的编辑等各个方面都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有一些疏漏和谬误，真诚地希望得到业内外朋友们的批评和指正。
在辞书出版之际，作为总主编，我要向为了这部大辞典的编撰和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给予积极支持和大力帮助的所有同仁和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没有你们的努力、支持和帮助，就没有这部大辞典的问世。你们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载入中国考古学的史册！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王巍总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定价338元）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1月23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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