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道宗大安年间，大辽的南京道，西京道，上京道等地的旱灾，蝗灾频发，各处五谷不登，民不聊生。归化州（今宣化）乡绅张世卿主动出力，向朝廷捐献谷子二千五百斛（合两万五千斗）。从而受到道宗器重，特受其为右班殿直，后累迁至银青崇禄大夫，监察御史等官职。死后，张世卿被葬于宣化城西下八里辽墓群中。
1972年到1993年，我国文物工作者先后在这里发掘清理了以张世卿墓为代表的10余座辽代时期的张氏家族墓，出土各种文物800余件，壁画360平方米，其中大量的珍贵文物和精美壁画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根据资料记载，迄今为止发表的辽代契丹人墓葬资料几乎都是贵族墓葬，然而宣化下八里辽墓的墓主人是汉族官僚，但是是否汉系贵族与契丹贵族的墓葬形式格局有着具体的差异？辽初至辽末的墓葬形式又经历了怎样的变革？笔者在亲身实地对宣化辽墓群进行考察之后得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通常所言，辽代契丹贵族墓葬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而张世卿所处的辽道宗时期已进入了辽代末期。以辽宁阜新关山种畜场发现的萧和夫妇墓为典型，主墓室盛行六角形和八角形的辽末墓葬特征得以显现，而具体来说，辽代契丹贵族墓葬在变革中有两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一.墓室的形状样式不断改变，并不断丰富。二.墓葬的规模持续扩大由最初的较单一墓室到之后的庭院和墓道，包括陪葬品的增加，都体现了辽代中期国力的提升。
就时代而言，处于辽代末期的张世卿受到重用得益辽王朝趋于完善的“以汉治汉”“辽汉合善”的政策。作为汉人官僚中的成功范例，张世卿及其家族在古归化州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其墓葬也是研究辽代民族融合情况，契丹与汉系官僚等级关系不可多得的实物材料。
在宣化辽墓群中，单以张世卿墓为例，墓室居于地下四到五米均坐北朝南，然而与许多辽代墓葬不同的是，宣化辽墓群的墓葬形式十分多样，不仅包含了多在辽代早期墓葬中出现的方形墓室，也有存在于辽中后期墓葬中的圆形与多角形墓室。在辽代，契丹贵族墓葬在形制与等级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墓室的多少与身份等级的关系，早期辽代墓葬以单室墓为主，之后逐渐衍生出多室墓。以辽代帝陵中的庆陵为例，陵墓中的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与道宗永福陵都有着前，中，后三个墓室，而更显示皇室尊贵，除此之外，中后两个墓室另配有两个耳室，合计七室，实属辽王朝规格之最高。当然另有个别的三室墓，但是耳室的规格都无法超越或与皇陵齐平，如驸马赠卫国王墓。
张世卿墓是典型的双室墓，有前室，后室，甬道，墓道，墓门五部分组成。这样的规格形制对于汉族的中级官僚已是较尊贵了。在笔者看来，这种规格的墓葬与墓主人生前的贡献及辽王朝的对汉政策不无关系。辽代末期，国家动荡，内有突发的自然灾害，外有新兴的女真势力，辽王朝急需能够稳定内部的有能力的官僚，单以民族问题而言，显然汉系官僚更能稳定并处理好这类问题。
自然，张氏家族墓葬的规格与辽代墓葬整体的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辽代墓葬在中期才出现庭院与墓道的形制，所以在后期墓葬中出现许多较之前期墓葬规格扩大数倍的情况实属正常。从另一方面讲，以早，中，晚墓葬的发掘地点来确定其特征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从契丹势力的兴起到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再到辽宋交恶。辽王朝的政治中心点在不断南移。同样，贵族官僚的墓葬也随之南迁。早期的辽墓多存在于内蒙古境内，之后又延伸到了辽宁，河北省内，整体而言，是向南部转移的趋势。而后期墓葬多处于较南部地区，早期墓则相对较北。
除此之外，在张氏家族墓葬中发现的多种墓室形状也值得我们注意。首先，由于早期的契丹贵族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墓室的形制是效仿中原王朝的墓葬形制，方形的墓室形状也与汉族居住的房屋极其类似。之后的辽代中后期，圆形与多角形的墓室形状开始流行开来，在庆陵三陵中圣宗陵前室为方形，中后室为圆形。兴宗道宗陵的前室为方形，而中后室为八角形，体现了墓室形制逐渐的过渡。但是在张氏家族墓中，不仅发现了带有辽代后期特色的圆形，六角形，八角形，也发现了带有辽代早期特色的方形墓室，之所以出现多样的墓葬形制，个人猜测有如下几个原因：
1、汉辽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墓葬形制多元化。如果说方形是代表中原唐末五代的墓室形状的话，圆形和多角形则或多或少融入了游牧民族居所的特点，由于民族文化的融合，有可能出现墓制多样的情况。
2、张氏家族墓社会地位不同，墓葬形制不同，除却张世卿墓，张氏家族墓中还有着其他家族成员的墓葬，当面对较低地位的家族成员时，所建墓葬形制较简单，陪葬品较少，墓室通常为单室墓，有些甚至没有。
3、辽末对汉政策日趋完善。
4、张世卿个人的社会与政治地位。
综上所述，张氏家族墓中多种多样墓葬形制的形成得益于许多原因的作用。而就墓中出土文物及建筑风格而言，宣化辽墓群也有其独特的地方。
宣化辽墓群共出土文物有铜器，铁器，瓷器，陶器，木器，漆器，石器，装饰品以及食品等，根据现阶段发掘的辽代墓葬中的文物看，早期辽代墓中，除去常规的陪葬品以及受唐代文化影响出现的
，鎏金银器，丝织品，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马具与鸡冠壶，有着浓重的游牧民族气息。再至辽代中期及后期，马具简化，武器消失，甚至许多晚期契丹贵族墓中没有了契丹人的特有用具鸡冠壶，这体现了契丹贵族文化上渐渐汉化的过程。而同为辽代晚期的宣化辽墓中，发现了类似于鸡冠壶的鸡腿瓶，其中还盛有酒品，极为珍贵，笔者曾到达宣化
观赏这件文物，感觉类似于游牧民族所使用的器具，为黑釉材质，上无锁链，较易于在马上携带，且外形美观，曲线流畅，是辽代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除此之外，墓葬中还有描绘现实生活的壁画，如出行图，挑灯图，备宴图，婴戏图等，这正与辽金时期砖室墓壁画风格相同。最令人震惊的是，绘制在张世卿墓顶的天文图融合了中国传统的二十八宿记星法与西方古巴比伦黄道十二宫记星法。这时辽代发达的天文历法可见一斑，体现了古代中西方科技借由游牧民族相融合的情况。
再者，就是宣化辽墓群中的建筑风格了，首先，砖雕方木风格的柱子与贯彻辽代墓葬的砖雕仿木结构相吻合，而柱子上承普柏方和阑额，再上为斗拱，并收砌成穹隆顶的建筑模式更带有辽代砖室墓特有的气息，辽砖室墓上为隆起之顶的原因在我看来有两点：
1、更符合游牧民族居所的生活风格。
2、更便于进行壁画的创作，且美观。
最后，张世卿作为张氏家族一族的重要人物。其墓葬形式自然受人关注，但与其他时代不同的是，张世卿墓虽采用砖室墓的形制，最终却是进行火葬。据记载，是“柏木棺箱内盛有骨灰，箱外均墨书梵，汉两种经文”。由于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式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引起了考古界的关注。不过，假如将这种特殊的形式放在辽时代进行理解，似乎也有其合理性。
首先，契丹人在进入中原地区统治之前，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天葬，不知是否与藏区部分的葬礼形式有关，其后便是火葬，火葬后来成为了契丹人固有的丧葬习俗，一直延续到了辽王朝入住中原后，中下层契丹人也一直保持着这种丧葬形式。当然，作为辽代的汉人，张世卿进行火葬的原因是否为此值得探讨。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明确火葬普遍存在于契丹人的墓葬中。
其次，通过张世卿棺木上的梵文就可以看出张世卿个人可能是信仰佛教的信徒，佛教是主张火葬的宗教，也是辽代火葬流行开来的另一推手，佛教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火葬的流行，这也是我个人认为张世卿墓葬特殊形式形成的原因。
顺带一提，柏木是当时辽代普遍认为的驱邪品，作为棺木的原材料一度在中下层民众中盛行，而除做棺木之外，也有平民以柏木制作偶像葬具，用以收纳骨灰。张世卿本人的骨灰即收纳于柏木棺中。
结末，笔者想说，墓葬的形制是与当时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有着紧密联系的。我们发掘、研究墓葬，本质上也是为了了解古代人民的社会风俗与生活习惯，从而更好的明晰历史，推动学术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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