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和学者。他的《广艺舟双楫》求新尚变，为晚清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可以说，《广艺舟双楫》给中国的书法艺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康有为提倡临习六朝
，力斥帖学的披靡之风。当然，他的论述也不失有一些偏颇和激越之处，如他的“扬碑抑帖”、“尊魏卑唐”等态度和结论引起了当世及后世学者的诸多争议。但这并不影响《广艺舟双楫》在书法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夏，号更生、长素。清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人，人称“南海先生”。出生于小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严格的封建教育，聪明过人，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无所不读。光绪进士，授工部主事。厌倦八股，义理、词章等社会流行的学问。游历过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有为：《我史》）。随后不断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新事物，研究西学，萌生了变法改良的思想，开办学堂广募学员讲授西学及维新变法的思想。从1888年到1898年，鉴于中法、中日战争的失败，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他曾先后七次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图强。
康有为一生致力于变法图强，曾领导过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上书皇帝的希望完全破灭，只好“时徙居馆之汗漫舫，……，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
1898年夏天，康有为终于得到并无实权的光绪帝的支持，率领革新党人发动了“戊戌变法”，颁布了一系列新政法令，但犹豫慈禧等守旧派势力的镇压，新政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因此“戊戌变法”又称为“百日维新”。这可以说是康有为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刻。此后，康有为以保皇派的身份反对民主革命。1917年介入了张勋的复辟活动，不久后失败。1927年病故。
康有为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大多数是欧美各国游记和政治理论书，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日本明治变政考》等等。关于文学艺术方面的著述，最重要的便是《广艺舟双楫》。可以说《广艺舟双楫》是康氏碑学理论的系统化论述。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叙目》中提到“永惟作始于戊子之腊，……，归欤于己丑之腊，乃理旧稿于西樵山北银堂乡之澹如楼，……。凡十七日至除夕述书讫，光绪十五年也。”戊子年为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可见康有为从1888年底开始构思，1889年底回到故乡整理旧稿，仅用了十七天全书杀青。由此可见康写《广艺舟双楫》仅用了一年的时间，而对于一部严谨的学术论著，用一年时间写完是略显仓促的。于是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著述此书时，康有为有没有把自己政治上的苦闷情绪移植到这里？这种情绪又会不会影响一部书学理论著作的客观公允性？
纵观康有为同时期的其他文章诗词，很容易便可以发现，康在著述《广艺舟双楫》时，内心确实极端地压抑。
如：1888年，康有为上书不达后，作诗《苦蚊行》，把攻击他的封建顽固分子比作“蚊”，加以批判，表抒自己的厌恶之情。诗文中提到：“誓当聚火焚，扫除命僮仆。”，已经表露出慷慨激昂之情。
再如：1889年所作《出都留别诸公》，诗中提到：“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暗讽了顽固势力对他进行的打压、排斥的行径。又说“只愁莽莽乾坤大，无处沧浪著钓舟。”，也反映出他壮志未酬的郁闷心境。
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对于《广艺舟双楫》的论述，康能真正做到心平气和而不掺入个人的政治苦闷情怀。
再回到康著述《广艺舟双楫》的仓促性与偏颇性有无必然联系这一问题上来。康有为在写《广艺舟双楫》的时候，确实是带着很大的主观情绪的。这一主观情绪在他政治受挫的阶段得到了浓缩，进而表现出偏激也是正常的。《广艺舟双楫》就是在这种情绪的极端压抑下被写就的。然而此时的康有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一点，并不知道本部论著存在着浓重的主观色彩。当然，这也和康有为并不重视书法艺术的态度是有关系的。试想如果康有为重视书法艺术，那么他对自己的书学理论势必要要求完美，不断修正片面的和错误的论断。然而事实是康写完《广艺舟双楫》以后，并没有做大的改动，来纠正里面存在的不恰当论述。也就是说，康写完《广艺舟双楫》以后，便将其搁在一边，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维新变法等他所最为重视事情上了。正因为如此，《广艺舟双楫》中的偏颇论述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内得到修正，才得以存留下来，并引发诸多的争议。因此可以说《广艺舟双楫》是康有为政途受阻，为排遣愁苦心情的产物。这本书学论著的偏颇激越色彩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它在短时间内被写就，并且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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