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文物网受众来稿
艺术萌芽初现广府
明清之际，西洋美术在中国的传播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内容，而广东美术的兴起在美术史上的状况是此时文化中不可抹杀的一部分，其历史过程始于16世纪西方殖民者的航海东来。此时影响广东美术的既有通过宗教的渠道而来的天主教艺术品，也有通过中西贸易渠道而来的世俗美术品。此外，广东自设立与外商交易的“十三行”以来，英国、荷兰、美国、丹麦、瑞典、葡萄牙和法国的商人纷至沓来。随着贸易的发展，西方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也就直接影响到我国。由于与中国传统绘画面貌迥异，这些西洋美术品引起了中国各阶层的关注和反应。与此同时，中国的绘画和艺术家也对西方产生了影响。
天主教宗教艺术与商人同船东来，他们以澳门为向中国传教的起点，广东自然就成了他们进入中国的门户。传教士把天主教美术品作为传教的辅助工具，携带北上。他们将这些美术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沿途拜见的中国官员，甚至进献给皇帝。始于康熙年间，北京宫廷出现了以绘画为主要工作的西洋传教士画师，广东则成为他们申请进京许可、等候答复、学习汉语的地方。在内地，以郎世宁为代表的洋画师及其弟子们在北京宫廷创作了大量中西合璧的绘画作品，它们只是为适应皇家趣味的变化而已，以此来点缀皇家气派。西方绘画采用了阴影画法，这在中国绘画传统中是没有过的。这些与中国传统绘画面貌迥异的作品被中国人看成制作精妙、趣味新奇的作品，为当时画坛带来了某些异质元素。
外销画迅速走俏
广州作为西画东传第一站中的重要城市，从18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专门为西方市场创作的外销画。身处社会底层的画家和画匠们，能够适应外贸的需要，临摹和复制西洋绘画，绘制出被称为“洋画”的广州外销画。这是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在广州口岸出现的特殊绘画作品。广东外销画家学习洋画技法进行绘画创作，绘制了各种不同主题、不同形式的外销作品，产生了具有口岸特色的洋画样式，在当时中国应该算做独树一帜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一口通商后，广州成为了西方人唯一可以前来贸易的中国港口。每年大量西方船舶集中停泊在广州黄埔港，广州城外也逐渐形成了以十三行商管区为中心的西洋人居住地和主要贸易场所。在洋人集中的十三行区便出现了职业化的外销画家，他们创作的外销画成为广州口岸及富特色的外销商品。这些职业化的外销画家，努力学习模仿洋画技法和风格。西方各种绘画形式，如油画、水彩画、象牙细密画等，都是他们绘画的主要形式；玻璃画的题材也为适应西洋顾客的口味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出更西方的色彩。这些外销画家和他们绘制的外销画为清代广州口岸的“洋气”增添了新的色彩。
林呱是外销画家的代表，其作品也成为外销画的典范。他受到洋人的高度称赞，1844年泰凡里这样描述了林呱及其创作：“林呱是广州画家王子，他享誉全中国，是一位优秀的画家。他以欧洲风格绘制肖像，他的画作颜色运用相当出色，捕捉逼真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但愿你长得不难看，因为林呱不是一个阿谀奉承者，我可以讲出有关他坦率的许多轶事，这在他的画作中都可以找到。”林呱最初跟随钱纳利学习绘画，中国人并不愿意给自己画肖像，事实上，林呱的画已经使广州很多中国人改变了这种想法，请他绘制了自己的肖像。广东外销画家们适应西洋主顾的要求，以油画、象牙细密画、玻璃画和水彩画等多种形式进行创作。这些西方绘画形式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但广东的外销画家们很快掌握了这些绘画形式，创作了无数的外销画作品。
广东得风气之先
广东新会
现在收藏着两件的木美人油画肖像，作为早期传入中国的西洋油画作品，是反映早期洋画东传历史的实物，也是洋画在岭南的珍贵遗存。木美人油画在闽粤沿海民间社会辗转搬移，以其栩栩如生的面貌，受到广泛关注，在民间社会被人当做神物，作为天后娘娘的女伴放置在天后宫，从而进入了中国民间的神仙系统，其影响已经跨过了单纯的物质层面，开始触及深层的精神心理领域。其间所发生的变化和影响，是广东、福建乡间民众面对外来事物的一种值得探讨的反应，这与其独特的宗教心理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新会木美人油画在中国民间社会的留存和传播，包含着一段耐人寻味的早期洋画东传史。曾七如游粤至新会，未睹新会木美人油画之前便“闻库中有西洋美人画一对”，说明当时人们对洋画已经不陌生，能够很肯定的分辨出与中国画不同的洋画，才会有这种对号入座式的归类。曾七如还详细叙述了洋画在当时中国南北的流布情况： “洋画以京师为最，一切古鼎彝器，无不确似。为山树楼阁，远近深邃，尺幅千里，一丘一壑，一枝一叶，节能突起于阴阳相背之间。闻其初，来自西域。京师易之，所谓界尺活也。至人物则以广南玻璃画为独步。面目须发，跃跃有欲飞之势。”洋画在中国以宗教化和世俗画两种形式传播，经过由明末到清初的流传发展，以宫廷和广州两个中心向各地流传开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洋画为人们所熟悉。洋画更逐渐成为了豪门罗列的新奇陈列和消闲玩物。《红楼梦》第四十一回中，刘姥姥酒醉误入怡红院，把洋画误认作真人，“见迎面一个女孩儿，满面含笑的迎出来”，便赶上前拉她的手，被墙壁撞得头晕眼花之后，还纳闷“原来画有这样活凸出来的？”洋画成了显赫贾府贵公子卧房的装饰画。到清代乾嘉年间，洋画已经成为了社会时尚，时人称：“西画入中土者，乾嘉时已尚之。”曾七如面对新会木美人油画，产生了“忘之若生，流波凝睇，若接若离，可惊可怖”的幻觉。这正是明清时期东方人面对西方写实性油画产生的普遍反映。唯有走出国门的康有为，为国家命运奔波流亡，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洋文明，认识到中西美术融合的必要，从而提出“合中西为大家”的主张，极力呼吁中国画的变革，与其“经世”思想相表里，反映出当时有代表性的洋画观。
广东作为得风气之先的“南风窗”，长期处于接触异致文化的前沿。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和西洋文明，先后在广州口岸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洋画作为西学东渐的内容之一，在不同社会层次的渗透影响具有不平衡性。乡村社会的民众，根据实际生活的需要，把民间信仰的内容附会到栩栩如生的木美人油画上，将之当成神物供奉于妈祖庙，反映出岭南乡村社会特有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心理。身处岭南地区的士大夫们，一方面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者，在目睹与中国绘画截然不同的洋画时，能根据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明确的评议洋画的优劣。他们对洋画作品的观感，体现了不同于民间社会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岭南士大夫们面对新奇的洋画，朦胧中意识到其右可取之处，没有加以排斥。在广州对外贸易体系中求生存的外销画家和画工们，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却体现出极强的适应性，很快学习和掌握了各种西式的绘画形式，临摹创作了大量外销画作品销往西方社会，而外销的绘画又会将作品中带有的中国人独特审美观或多或少地渗透到西方绘画中，从而起了中西绘画交流的作用。乡村民众、士大夫和外销画家对洋画的不同反应，体现出西方文明对岭南地区产生多样化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社会图景。
绘画体现的广东美术与外来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反映了中西美术在此一时期的交流，又体现了口岸文化的特色，从中可以看出经贸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双重性。这既是广东美术的主要内容，也是中西美术交流的具体体现。这种影响因其影响的区域性特征不免有些局限性，但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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