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文物网独家约稿
——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
艺术品价值的市场甄别
人类的劳动产品分为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中国文人画家融书画诗印于一炉的艺术作品，寄托了他们多元的志趣和理想，也抒写了他们特有的人文关怀。中国书画艺术作品属于一种高雅的精神产品。而古董、名家艺术品等不可再生的稀缺品，自然有其保值、增值（当然也会有贬值）、收藏、流通的特殊规律。
必须承认，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往往并不是一码事。其艺术值价的高低，多由同行、艺术权威来作鉴定；而其市场价值的高低，则要另当别论。的确，书画艺术品价值的市场甄别，并非易事。一方面，书画作品的市场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似乎乃是艺术家的名气和声望。书画家知名度的高低，决定其作品的市场半径和价位高低。另一方面，对书画艺术这种精神产品的消费，似乎取决于消费者的兴趣，即在于他的欣赏水平，在于他的艺术偏好，也在于他口袋里的钱的多寡。而这里，似乎蕴藏着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历代书画家所表现的人文精神，其价值似乎更显得珍贵。它折射的是中国文人之魂，是传统文化之魂。中国历代的文人画家，大多自命清高，其吟诗作画，多源于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实属孤芳自赏，自娱自乐，或在朋友圈内相互赠送——他们耻于言利。历代文人的价值取向，乃是及第，金榜题名，是官本位。在几千年农耕社会留下的习俗中，祖上传下来的职业排序乃是仕、农、工、商，当官第一等，经商最下等。似乎只有像清代书画家、文学家、“杨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那样官运不济，才会沦落到将字画换取银两，走商品—市场之路。当然，这种农耕社会遗留的官本位思想，轻商、抑商的小农经济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只能那样选择。应当看到，中国历代的文人画家，大多清心寡欲，深居简出。在物质生活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潜心创作，给后代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饱经风霜，甚至能在最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创作条件下生存，恰如郑板桥题竹石的诗句所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炼仍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多么艰辛，多么顽强，多么执著！
艺术精神与现实生活
作为当代中国的文人画家，从骨子里“寄情山水”，向往田园生活，常在梦里进入世外桃源之境。但作为现代都市里的一员，又必须跟上闹市的生活节奏，生活质量起码也要略高于中等水准。而现实生活常常是残酷的，往往一些莫名其妙的尴尬、无奈和困惑，仿佛偏偏令当代文人画家们缠绵悱恻，甚至心力交瘁。既要为追求生活而疲于奔命，又要为追求艺术而孜孜不倦，这当然也是历代中国文人画家的尴尬，只是各个时代的表现形式和程度深浅不同。而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何尝不是古今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固有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的表现呢？
东晋诗人、大文豪陶渊明曾曰：“不为五斗米折腰”。历代的文人墨客自然大多不喜欢“铜臭味”，甚至于“视金钱如粪土”。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在一首题《柱石图》的诗中写道：“谁与荒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云霄。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此诗借写柱石，来赞颂陶渊明的气节，同时也是颂扬中国文人刚正不阿、坚持操守的高尚品格。的确，不追求金钱，“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或许也正是艺术品创作的特殊规律所在。
然而，现实生活毕竟不仅仅是田园牧歌，它是离不开衣食住行这些物质条件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书画艺术作品走向市场，乃是大势所趋。当今社会，作为个体的书画家，即便再传统、再正统，甚至“不食人间烟火”，但也无法抵挡市场化的浪潮。“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显然，若将我们的视野置于当今世界市场经济的维度，便不难发现，被亚当·斯密命名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书画艺术创新和整个文化产业的推动力是巨大的。
艺术发展的全新课题
当今世界，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其文化产业已成为支柱产业。在这里，文化不是聊充配角的“龙套”，而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驱动力，是最具张力、活力与魅力的社会契机与生产力要素。可是，相形之下，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文化产业却仍处于起步、探索的初级阶段。2001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仅为1907亿元，仅占GDP的2.96%。而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总产值超过3.9万亿元，占GDP比重首次超过3%，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尽管不乏王维、苏东坡、唐伯虎、董其昌、郑板桥、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博抱石、潘天寿、黄宾虹等书画艺术大师，但是，中国这些大师级的书画家，作品价位大多在数十万、数百万元人民币之间，过千万元者并不多见。应当承认，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画家作品的市场价位尚无法与国际接轨。不像梵高、毕加索的作品，其市场价位动辄数千万美元，甚至过亿美元。这里，当然与东西方文化差异直接相关，也与经济发达程度、消费能力和偏好、市场经济机制完善程度以及文化产业的营销力等紧密相连。总之，关于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最终实现，“决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就能证明的”。我们虽谓文明古国，但究竟如何发展文化产业？这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书画与市场的“新游戏规则”
或许，融书画诗印于一炉的中国画，只是历代中国文人的雕虫小技，甚至只是在便于及第、金榜题名后向圣上表白“金石书画臣能为”的依据。但无疑，中国的书画艺术，它所象征的，乃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瑰宝。它甚至堪称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就像尚武之人必须精通十八般武艺一样，中国历代的文化精英们，有几个不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呢？
毋庸讳言，从悬梁刺股，挑灯夜读，到“金石书画臣能为”，再到博取功名，报效国家，最后到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这乃是历代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的梦想。然而，这“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童话般的故事，并非一定可以降临到每一个学子的身上。而命运之神往往会再三捉弄人，一些学子纵然身怀绝技，有盖世才华，但囿于报效无门，也会无甚大的作为。囊中羞涩，囊空如洗，处境窘迫，身陷困境，它令多少文人墨客尴尬？由于生活所迫，穷途潦倒，他们仅靠卖点字画为生，其实是聊以糊口，聊以自慰。然而，中国的文化精英们，虽不时陷入困境，甚至陷于绝境，贫困交加，但他们却仍然慷慨激昂地吟唱先哲孟老夫子的教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孔明先生如是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当代中国文人画家们的作品，原本于对艺术的挚爱，且多自我欣赏、自得其乐，或为朋友而作。即便卖作，也高古清雅，绝无媚俗甜腻之态。他们的作品看似草草，却凝聚了对文化与艺术的珍重。读他们的画，仿佛可以让人丢掉许多烦恼与杂念，更多的关注物态、物性、物理与由此引发的对人、社会与文化艺术的平淡从容的思考。
的确，当代书画艺术的发展和创新，需要经济条件，需要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相结合。但并非所有的艺术和艺术家都必须去走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之路。如果没有追求纯艺术的画家和为艺术献身的画家，西方画坛也就出不了梵高、毕加索，中国也就出不了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黄宾虹。
重赏之下，“并非”勇夫
在中外美术史上，伟大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大师、大家，似乎都并非是在重金之下创作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一军事定律，看来并不适用于艺术创作。在西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开郎琪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梵高的《向日葵》、毕加索的《亚威农的少女》等，这些不朽艺术作品的创作，当时显然都是没有与金钱挂钩的，尽管日后它们价值连城或成为无价之宝。
在中国，从东晋的顾恺之，唐代的吴道子、王维，宋代的苏东坡、米芾，元代的赵孟頫、王冕，到明清的文徵明、青藤（徐渭）、董其昌、八大山人（朱耷）、石涛（原济）、赵之谦，直至现当代的徐悲鸿、黄宾虹、高剑父、潘天寿、傅抱石等，他们的作品，当时也大多未与银两挂钩。当然，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画家，的确因官运不济，走向了以卖字画为生的道路，如唐伯虎、仇英、陈洪绶、郑板桥、金农、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他们的作品，虽大多与银两挂钩，但这类完全走商品化、市场化之路的画家在当时并不多见。而那些白花花的银两，也似乎不能买去或冲淡他们对艺术执著追求的浓厚兴趣。可以说，古今中外的绘画艺术大师、大家，无不毕生追求艺术，甘为艺术而奉献。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没有任何功利，艺术高于一切，他们乃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天使。
在几乎“全民皆商”的今天，也难得有这么一批“书生气十足”的文艺“另类”。一些当代中国的文人画家们与其说不想卖掉自己的作品，倒不如说是不愿丢弃自己那一分对书画艺术的偏爱和执著追求。恰似决“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们秉承了中国历代文人、知识精英的气质和品行，这就是风骨。这就像郑板桥所说的“一竹一兰一石，有节有香有骨”！这也正似现代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所讲的“人须无傲气，但必具傲骨”！它或许保留的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最后净土，保护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而人们将依稀发现，中国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市场价值与人文精神，或许正蕴藏其中。
当然，从根本上讲，文化产业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告诫人们：别以为你文化根基如何深厚就理所当然能够搞出文化产业的头衔；也别以为你有多少金钱就顺理成章可以买到文化产业的桂冠。无论现实还是历史，都向我们揭示出了这样的不争事实：文化产业的崛起和文化的繁荣，无不与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相互依存。
——中国何时能出艺术巨擘
“老生常谈”绝非伪命题
中国何时能出梵高、毕加索式的艺术巨擘？这或许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它也虽然同样“决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就能证明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它绝不是一个伪命题！
在中国，科学界常有人提出：中国何时能产生牛顿、爱因斯坦？演艺界则常有人提出：中国何时能产生梦露、麦当娜？而中国的绘画界，则常有人提出：中国何时能产生梵高、毕加索？类似的提问还有，比如，中国何时能产生诺贝尔奖得主？奥斯卡奖得主？这些问题，虽令人困惑，但也令人欣慰。同样令人困惑和欣慰的是，在我们的企业界则常有人提出：中国何时能产生洛克菲勒、比尔·盖茨？
这里的困惑和欣慰从何而来呢？当我们蓦然回首，便不难发现，中国民俗中似乎有许多令世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言语，比如，中国有一句俗语：“人怕出名猪怕壮。”类似的言辞还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等等。眼下，我们的报刊上则常见“中国何时能出比尔·盖茨”之类的文章。同样是美国的企业家、大富豪，过去洛克菲勒曾被我们称之为“吸血鬼”，今天比尔·盖茨则被我们视为“成功的楷模”。这种观念的转变，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是多么的难得！
诗圣李白曾仰天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屈原也曾叹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话说回来，中国的文人或知识分子，就是如此痴情，他们对科学、艺术、真理的执著追求，已升华为人文精神，甚至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上述梦想或情结，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在人们忌讳冒尖，害怕冒尖，反对冒尖，甚至封杀冒尖的习俗下，且别说你真的去冒尖，就算你想冒尖、说冒尖，也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谁敢越雷池一步？好在当今时代不同了，人们可以反思，可以做梦，并可以试图去圆梦。
培育文化艺术人才，创造能使更多的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和土壤，是书画艺术创新乃至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需要有那么一批“为艺术而艺术”的人群，也需要有那么一批“为科学而科学”的人群，还需要有那么一批“为赚钱而赚钱”（富兰克林语）的人群。唯其如此，恐怕才能出得了梵高、毕加索式的画家，才能出得了牛顿、爱因斯坦式的科学家，才能出得了洛克菲勒、比尔·盖茨式的企业家，也才能出得了诺贝尔奖得主、奥斯卡奖得主等等。这里所蕴藏的，或许正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吧！在中国的书画艺术界，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市场机制的差异，出一些类似梵高、毕加索式的国际艺术巨擘，恐怕一时不太容易，但再造出一些类似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黄宾虹、李可染、李苦禅、林风眠等书画艺术大师，这样的要求恐怕并不过高。“为体育而体育”的做法，不是出了那么多的奥运会金牌银牌得主吗？
寻找艺术和市场最佳平衡点
毋庸讳言，历代中国文人画家所推崇的以古代农耕社会文明为根基的人文精神，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之魂。而历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文人的价值取向，乃是及第，金榜题名，压根儿是官本位，重农、轻商、抑商。显而易见，它正面临着来自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的以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文明为旗舰的现代文明的挑战。面临“全球化”浪潮和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中国书画艺术作品走向市场，乃是无可厚非的。既然要让书画艺术作品走向市场，那么，就要在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框架内，尽力去施展营销扩张力。
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是综合实力的角逐，即资本、科技、管理和文化的竞争，但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文化产业的竞争，最终当然也是人才的竞争。中国文化产业的崛起，必须依靠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精英人才，同时也有赖于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资本增值理念的觉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纵然竞争激烈，但有了大师级的人才，有了著名的文化艺术品牌，加之强有力的营销策划推广手段，知识产权及其保护机制，何愁我们的艺术品没有市场，何愁我们的文化产业不发达！
因此，我们必须探讨并遵循书画艺术创作及其市场营销运作模式的特殊规律，即在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二者的张力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或平衡点，以期促成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最终实现，进而推进书画艺术的创新和文化产业的崛起。
恩格斯曾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达·芬奇、丢勒等集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思想家于一身的“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如今，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毫无疑问，推进中国书画艺术的创新，乃是其题中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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