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见苏东海先生

本文摘自《中国文物报》（2015-01-20）作者：胡朝相

　因生态博物馆建设，我和博物馆专家苏东海先生的交往已整整20个年头。我每次来北京，第一件事是要看苏先生的。

2014年9月中旬我到了北京，他听说我要拜见他，很是高兴。见到我一脸的喜悦，又指着那对单人沙发，要我和他坐下。我将礼物拿出来呈在他的面前，指着商标说：“这个是梭戛生态博物馆的长角苗女孩。”他见了商标，顿时眼睛一亮，充满了活力地说：“这就是梭戛长角苗女子的头饰，太美了，做成商标也是一种宣传，好，好。”

他接着对我说：“人老了喜欢怀旧，贵州省生态博物馆建设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打算写一本自己思想方面的书，生态博物馆是必写的内容。”

他又和我谈起了1995年2月10日上午，我到中国革命博物馆五楼找他的情景，他说：“生态博物馆建在贵州是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必然，也是一种缘分，你找到我，要我帮助贵州建立一种新型的博物馆，我说，我们就在贵州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吧，想不到几年之后，生态博物馆真的在贵州建成了。后来，又在全国一些省区建了生态博物馆。”

苏先生自2005年6月出席在贵阳召开的“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之后，一晃10年没有去过贵州了。这次见面，他仍然关心的是梭戛生态博物馆社区的变化，在他的心目中，梭戛生态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梭戛这面旗帜不能倒，无论有多大的困难，贵州的同志一定要撑住。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存在，对于研究中国生态博物馆自然和文化的保护以及社区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苏先生总是强调生态博物馆本土化的问题，如何本土化，他讲得十分的明确，他说，本土化并不是“土货”，所谓本土化既要被国际博物馆界所认可，同时又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不是挪威的，也不是法国的生态博物馆。

他向我问及梭戛生态博物馆的时候，总是关注社区的环境、文化保护问题、社区的发展问题。我说，自生态博物馆开馆以来，退耕还林种下的柏树已经封山，满坡满岭一片葱绿。最明显的变化是水井里的水多了。村民的文化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建馆初始，村民谈的更多的是粮食问题，现在担心的是他们自己的文化会消失。社区的经济发展了，梭戛苗寨有不少村民家里购置了摩托车和拖拉机。更让人高兴的是一位汉族姑娘嫁进了苗寨。苏先生听了十分高兴。他说：“在中国建生态博物馆并不难，而巩固它比建立它就难得多，因为建它是政府和专家的行为，而巩固它则是文化主导权回归到村民手中，村民从名义上的主人回归到事实上的主人时，生态博物馆才能巩固。”

我说，村民如果不消除贫困，主人的回归是难以实现的。苏先生赞同我的说法。

我和苏先生的谈话足足有半个小时，为了不影响他休息，我便起身告辞，他感到有些唐突，真有“相见时难别也难”的感觉。

他执意要送我到门口，我推脱不得，他扶着门，就在离别这一瞬间，我们俩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他还是显得依依不舍的样子，我给他三鞠躬，当我抬起头时，他也给我还了个礼，我的眼泪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