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社科基金“考古学” 立项课题谈考古学科建设

本文摘自《中国文物报》（2015-09-25）毛慧

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所属的 “考古学” ， 是国家社科基金 23个学科体系中的一门独立学科。 笔者通过对 “十二五” 时期 （2011～2015年） 国家社科基金 “考古学” 立项课题的分析， 主要是想厘清 “考古学” 学科在国家社科基金体系中的课题占比和学术地位， 并进一步研究造成目前学术研究状况的现实原因， 以期对加强和改进文化遗产学术研究工作有所裨益。

根据数据分析， 目前国家社科基金中 “考古学” 课题　总体有如下特点：

所占比例极小， 与其他学科相差悬殊

2011～2015年， 考古学立项课题 （含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青年项目）分别是 23项、 34项、 41项、 43项、 41项，占当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总量的比例分别是0.79%、 1.03%、 1.07%、 1.13%、 1.09%， 所占比极小， 在所有23个独立学科中排名最后一位。 从增长幅度来看， 考古学立项课题跑赢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总体增幅， 然而考古学科的总量占比 2012～2015年都只有 1%多一点， 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考古学立项课题与热门大学科相比悬殊极大。 考古学 5年合计立项 182项， 而 5年合计立项课题排名前 4位的热门学科都已超过 1300项大关， 若以倍数来计算， 则可知最近 5年来， “应用经济”“管理学”“法学”“中国文学” 的立项课题数量分别是 “考古学” 的 8.43倍、 8.32倍、7.93倍、 7.19倍。 同时， 考古学立项课题与其他比较冷门学科相比， 之间的差距也是非常明显的。

　　文博机构成功申报的数量少、 涉及地域窄、 市县级单位几乎没有

仔细分析 2011～2015年 “考古学” 立项课题的申报机构， 申报机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专业从事文化遗产发掘、 保护、 展示、 研究的省级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院）、 博物馆等单位， 可以归为文博机构； 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省级社会科学院等综合研究单位， 可以归为社科机构； 三是全国各地的各类高校， 可以归为大学机构。 文博机构 2011～2015 年成功申报 “考古学” 国家课题的分别只有 4 项、 5 项、 12 项、 8 项、 5 项， 分别占当年“考古学” 立项课题总数的 17.39%、 14.71%、 29.27%、18.6%、 12.2%， 所占比较小。

文博机构 2011-2015年 “考古学” 34项课题分属 17家具体单位， 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不属地方外， 其他16家都是地方单位。 若以省份区域来划分， 则这 16家文博单位分属河南、 陕西、 甘肃、 广西、 江苏、 吉林、 辽宁、 黑龙江、 山西、 内蒙古、 宁夏、 浙江等 13个省份， 这就意味着我国除港、 澳、 台地区以外的 31个省份， 在过去 5年里有 18个省份没有辖内文博机构成功申报 “考古学” 国家社科课题， 说明横向看文博机构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考古学” 课题的省份涉面不广。 纵向来看， 这 16家地方文博单位除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外， 其他 14家文博单位都是省级文博机构， 说明省以下的市、 县两级文博机构基本不具备问鼎国家社科课题的学术研究能力。 但在我国目前已有的 4000 多家博物馆、 考古所、 文保所等文博机构中， 超过 90%的文博单位是在市、 县两个层面， 足见市、 县等基层文博单位的高端学术研究能力是比较薄弱的。

笔者认为， 要想改变这种现状， 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加强考古学学科建设，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研究体系近几十年， 考古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各种理论层出不穷， 多学科方法技术的运用日新月异。 对照中国文博界对考古学的认知和实践状态， 至今仍处于一个非均衡发展态势， 对于省级以上专业考古机构来说， 他们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就已经开始接受新考古学的理论方法， 并结合中国实际和地方文化背景开始付诸行动与探索； 对于省级以下的考古所、 文保所、 博物馆等业务单位， 主流也已经随学科发展而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文博机构还停留在 “对发现进行描述” 的低级阶段， 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能力对发现的文化遗产进行深度研究。 这是影响考古学学科建设的一个现实原因。

影响考古学学科建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文博界对考古学、 博物馆学、 文化遗产学等几门学科的认识还存在诸多分歧， 对这几门学科之间的内在关系还缺乏深度研究和科学界定。 曹兵武先生认为 “考古学应该要更加关注学科和社会的关系， 关注古代遗存的现代价值及其作用……考古学在探讨学科的基础理论、 基本方法和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等内容之外， 应该考虑到考古信息、考古知识、 考古资料的社会应用问题……就当下的紧迫任务来说， 考古学应理顺专业与普及、 学术考古与基建考古以及考古和博物馆、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文物保护与文化遗产工作等的关系……” 笔者赞同曹兵武先生的观点， 建议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要协调相关业务部门做好考古学科的顶层设计， 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研究体系。

以开放精神打开考古学学术大门， 形成多层次团队精诚合作的良好局面

考古学研究作为文物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既是做好文物工作的基础所在， 也是事关文物工作成效的核心所在。 因此要提升考古学的研究水平， 也必须坚持开放精神， 以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吸引和鼓励文博界以外的学术研究机构， 如各类社科研究机构和国内各大高校等参与考古学研究。 近 5年各级社科机构和各类高校参与考古学研究的态势良好： 中科院及有关省级社科院5年共有 18项课题， 虽然总数比文博界少了将近一半，但在 2011和 2012年度期间， 两者立项课题数量非常接近， 难分伯仲； 全国各类高校 5年共有 130项课题， 数量远远超过文博界， 是文博界的 3.82倍。

如果单从结构来看， 文博机构、 社科机构和高校机构形成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 似乎还是比较合理的。 但深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联度， 发现有一个 “各自为阵、 单兵作战” 的不良倾向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特别是高校研究机构与文博研究机构的脱节问题更显严重。 高校研究机构成功申报的考古学课题， 很多研究的文化遗产本体掌握在文博机构手里， 但又没有与文博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机制， 很容易产生两种不良后果： 一是高校研究机构课题立项以后， 因为很少有机会接近文化遗产的本体， 往往依靠考古发掘初期所得基础数据和基本文献，进行从文献到文献的二道加工， 最后研究成果大打折扣； 二是文博机构没有参与课题研究， 对文化遗产的本体只是尽到保护职责， 因缺少深度研究， 难以准确了解文化遗产本体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科学价值、 艺术价值等内在本质， 直接影响了文化遗产的利用价值和社会功效， 说白了， 就是我们这些 “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没办法 “都活起来” 。

（作者单位： 衢州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