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文物报》(2015-09-25) 刘瑞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1980 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鉴于“近十几年来,由于林彪、 ‘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使我国的古建筑和文物古迹经历了一场浩劫”“粉碎‘四人帮’后,虽然对‘四人帮’在这方面的罪行进行过批判,采取了一些措施,使一些地方的破坏情况得到制止。但是,至今在有些地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遭受破坏的情况仍在继续发展” ,提出“调整、补充、重新公布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并且要按照政策法令规定的要求,落实保护管理的具体措施” ,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划定保护范围,在保护范围内不得随便增添新建筑物,并应注意保持周围环境的风貌” 。

1981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提出“各省、市、自治区要分别情况进行一次文物普查或文物复查工作。原已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范围名单,经过调整和补充后重新加以公布,切实落实保护、管理、维修的责任。 ”很快,1982年 2月 23日,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62处,并在通知中明确要求“望各地根据《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组织有关部门对本地区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出保护范围,做出标志说明,并逐步建立科学纪录档案” 。到 11月 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下称《文物保护法》),并据 11 月 19 日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十一号令,《文物保护法》于当日即起施行。

作为共和国的第一部文物法,其对文物保护单位设立和范围自然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其第二章为“文物保护范围” :

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文物,应该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别确定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在这个地带内修建新建筑和构筑物,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 (第十二条)。

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在这个地带内修建新建筑和构筑物,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 (第十二条)。

198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文物保护领域的第一部法律,也是文化领域的第一部法律” ,它的颁布, “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和文物保护单位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组成的系统模式,已为我国文物保护法律所确立。……对保护我国重要的不可移动文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法律虽已公布,但推行却尚需时日。故 1983年 2月,文化部文物局下发文物字第 36号“函请检查落实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 ,督促各地对“未划定保护范围的文物保护单位要迅速划定,并履行报批手续” 。如李晓东先生所言, “保护范围长期不划定,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缺失最基本的依据,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极为不利。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以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划定保护范围的不到二分之一,其中按规定经人民政府批准的仅占五分之一” , “四有”工作是这么的任重而道远。

1991年 3月 25日,国家文物局颁布施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作规范 (试行)》(下称《工作规范》),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保护范围、设立标志说明牌、建立资料档案及保管机构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规范。如其第二章为“划定保护范围” ,在第四条中即规定:保护范围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别、规模、内容及周围环境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合理划定。确定保护范围的原则是保证下列文物的完整性,并在文物保护单位本体之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一)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窟寺等的单体、群体及附属建筑。

(二)古遗址的文化堆积和相关遗迹现象。

(三)古墓葬封土或已探明的墓葬、墓群及陵园或其他地面建筑等。

(四)石刻、碑碣及其他文物的单体、群体和相关遗迹。

如将“黄文弼提案”与《文物保护法》,特别是与《工作规范》对照, 那么它们之间相似甚为明显:

各级政府负责本区域内的文物保护。《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文物工作。地方各级人名政府保护本区域内的文物” 。“黄文弼提案”对此有类似主张,如“通令各省市县”禁止在古遗址所在地取土、建设新建筑,在陵墓所在地进行土地的收买与保护,而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也讨论认为“有名重要陵墓及有关史迹之石刻附近地带应由地方政府酌量收买,以便负责保管。 ”

根据保护对象的性质差异,提出不同的保护措施。如“黄文弼提案”分别针对“古代建筑遗址” (如古代宫阙城墙堡垒等项), “陵墓”“陵墓附近及有关史迹之石刻”提出保护措施,而《工作规范》在保护范围划定中,则将保护单位分为建筑、遗址、墓葬、石刻等四类。二者相较, “黄文弼提案”仅大体缺少了“建筑”一类。

《工作规范》提出,要确保“文物的完整性,并在文物保护单位本体之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而“黄文弼提案”则不仅要求保护遗址、陵墓和石刻的本体,同时还要求保护遗址附近的一段空间。

谢辰生、李晓东先生指出“保护范围的大小,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别、规模 (或体量)、内容、地理位置、周围环境的历史与现状的实际,因地制宜而划定。对面积较大或情况复杂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在保护范围内划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 。而因各保护范围的“规模 (或体量)、内容、地理位置、周围环境的历史与现状的实际”均有不同,故在全国范围内也就不好用一个具体的尺度进行界定——不过这样一来在实际操作中也就自然出现不同甚至较近地区类似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大小差异较多的情况。与现行《文物法》等法规不同, “黄文弼提案”中,则不仅对保护对象提出了分类保护,而且还分别提出了不同的保护范围。如“古代建筑遗址所在地,如古代宫阙城墙堡垒等项”的保护是遗址本体及本体之外 50米,陵墓的保护是陵墓本体及陵墓外 100 米。虽这样的划一要求并不见得一定合理,但从操作层面看却相对易行——当今很多遗址划定保护范围时的外放距离依然是 50、100米。

虽受资料的限制,我们还不知道黄文弼等先生在朱希祖、滕固先生写就的《暂定古物范围及种类草案》修订中起过何等作用,也不知为何在《暂定古物范围及种类大纲》颁布后不久,黄文弼等先生即很快提出对遗址、陵墓、石刻等类遗存的全新“保管”方式——划定保护范围、制定标志、建立档案、制定专人负责。但从现有资料看,黄文弼等先生着实是相关意见的最早提出者。虽他们的这些远见卓识
因时局动荡而难以实现,但如此灿烂思想的光芒最终还是在 25年后的 1961年终于被共和国的相关法规所吸收——虽吸收的过程和方式还一时无法确定。

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黄文弼等先生在近 80年前的提案,这种近乎超前一世的先见,是多么的让人肃然起敬并缅怀不已。(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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