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文物报》（2015-08-28）作者：刘瑞
走在时代前列的“黄文弼提案”
1916年，内务部颁发《保护古物暂行办法》五条，分别对（一）帝王陵寝、先贤坟墓；（二）古代城郭关塞、壁垒岩洞、楼观祠宇、台榭亭塔、堤堰桥梁、湖池井泉；（三）历代碑版造像、画壁摩崖；（四）故国乔木；（五）金石竹木、陶磁锦绣、各种器物及旧刻书贴、名人字画等五类古物提出了保护措施。其在（一）帝王陵寝、先贤坟墓的保护办法中规定，“各属地方官于历代陵墓设法保护，或种植树株，围绕周廊，或树立标志，禁止樵刍。其有半就淹没，遗迹仅存者，又宜树之碑记，以备考察”。其工作，大体拟合于今天的设立保护单位、划定保护范围、设立保护标志。
1928年9月，内政部公布《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11条，其中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古代陵寝坟墓应于附近种植树株围绕周廊，或建立标志禁止樵牧，其他有关名胜之遗迹及古代建筑应商同地方团体筹备随时修葺，其有足资历史考证或渐就淹没以及仅存者，宜树碑记，以备考察”，而对于历代碑版、造像、画壁、摩崖、植物等，均“责成地方团体或其他适当之人”认真保护，与《保护古物暂行办法》相关内容的传承相当明显。
1930年6月2日，国民政府公布《古物保存法》14条，1931年7月3日行政院公布《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19条。《古物保存法》“作为民国时期制定、公布、实施的法规层级最高、内容比较全面的保存古物的重要法规”“确立了一系列保存古物的重要原则和措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并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民国时期古物法规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成果。”但无论在《古物保存法》中，还是从《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的具体内容看，都没有《保护古物暂行办法》中已出现过的对陵墓、碑碣等古物的具体保护措施。
《古物保存法》第一条指出：“本法所称古物，指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因此学者认为其所言的古物，“应包括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古建筑等等”，但从其第二条“古物除私有者外，应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责成保存处所保存之”的内容，及《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第七条规定“凡经登记之古物，倘有因残损或他种原因须改变形式或移转地点……”的情况看，当时所指“古物”的体量应较小，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可移动文物”，而诸如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古建筑等体量巨大的古代遗存，应尚不在《古物保存法》的“古物”之列。
按1930年颁布的《古物保存法》第一条规定，“古物之范围与种类，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定之”，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成立要晚到1934年7月，而其关防的使用则迟滞到11月初，这也就意味着虽《古物保存法》已经颁布，但究竟要“保存”什么样的“古物”，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法定机构来进行确定。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2日。直到此时，在召开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五次常务会议上，方才组织李济、叶恭绰、滕固、朱希祖、蒋复璁、黄文弼、董作宾等委员，对朱希祖、滕固等据《古物保存法》第一条而制定的《古物之范围及种类草案》展开审查（实际上直至2月14日，古物保管委员会方推举朱希祖、滕固为《古物范围及分类案》“起草员”），2月27日朱希祖在滕固已就草案“以为未尽善”的背景下，“重撰”《古物之范围及种类草案》。嗣后，经第七次常务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及第八次常务会议多次审读修正后，5月31日上呈行政院《暂定古物范围及种类草案》。经审议，6月15日行政院下发《暂定古物范围及种类大纲》。至此，“包括城郭、关塞、宫殿、衙署、学校、第宅、园林、寺塔、祠庙、陵墓、桥梁、堤闸及一切遗址”，在归入“古物”内的“建筑”类后，才明确属于了“古物”。而虽然如此，直到是年的10月，财政部依然还呈文行政院，“以古物名词，涵义至为宽泛，未稔保存法所指古物之范围及种类如何规定，诚恐各关于施行时，不免困难”，行政院只好检送《暂定古物范围及种类大纲》于其使用——“古物”含义的推广任重道远。也就是说，在1935年6月15日《暂定古物范围及种类大纲》颁发后，各类“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才正式纳入法规“保存”的“古物”范畴。
而何为古物“保存”呢？主持完成《古物之范围及种类草案说明书》的朱希祖先生认为，“保存与保管，意义略有不同，一切古物，皆应保存，故当规定范围，略陈种类，……政府与国民共负责任者也。故古物保存之范围，不妨稍广，保管则政府独负其责任，须有实力以强制之。……是故古物保管之范围，不应指一切保存至古物而言，应就古物中之有国宝价值而言。国宝之标准，有必不可少之条件二：一可为历史之要证者，二可为艺术之代表者”。因此，在《暂定古物范围及种类大纲》颁布后，尽早“品定古物”，并尽快提出各类“古物”，特别是不可移动的“建筑”——遗址类“古物”的“保管”方法，在《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均未对它们有具体“保管”措施的情况下，相关问题就很快的凸显出来——“黄文弼提案”的提出大体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以今天的文物工作视角来看，黄文弼等先生的上述提案，已大体包括了划立保护范围、竖立标志说明、建立科学档案和设专人保管的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的几乎全部内容。虽由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1937年已停止工作，使“黄文弼提案”基本只能停留在会议讨论并提交“修正古物保存法起草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研究”进一步讨论的地步而未能推行，虽“重要陵墓及有关史迹之石刻附近地带应由地方政府酌量收买，以便负责保管”一条在经讨论后“呈请内政部转呈行政院通饬施行”，而具体的施行效果也尚未有闻，但无论如何，从保存下来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相关会议记录等有限资料看，在城址、陵墓等古遗址在纳入法规保护的“古物”行列后，正是黄文弼等先生，第一次开展了如何“保管”——“保护”方法的“设想”，远远走在了同时代学人的前列。而更难能可贵的是，“黄文弼提案”中的相关思想，在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一系列文物保护法规中，最终得以真正实现并不断强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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