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文物报》(2015-09-14)作者:杨及耘 曹俊 王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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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在结束了绛州州署遗址I区(现存大堂建筑前)的考古工作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随即对位于现存二堂以北,绛守居园池以南的区域进行了布方和考古发掘,该区域共布10×10探方15个,实际发掘面积为1500平方米。该区域的考古发掘已于2015年8月结束,现将取得的考古收获作一概述。

遗迹考古发现

为了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遗址的情况,Ⅱ区初试阶段的发掘首先选取了东侧3处探方作为实验方,从上至下逐层解剖发掘至生土,在此基础上,对其余探方采用大面积整体逐层揭露的发掘方法,即所有探方按统一进度同时发掘,待发掘至同一文化层时,便打掉隔梁,仅留存关键柱,利于从整体上对同一文化期的遗存分布情况作出记录和分析。轴线部分区域,未全部保留遗迹,而是将一些不能说明问题的晚期遗迹放弃,以便更好地解剖其下叠压的早期遗存。

整个Ⅱ区的文化面貌可分五层:①层明清文化堆积层、②层元代文化层、③层金代文化层、④层宋代文化层、⑤层唐代文化层。①层明清层又可分为3个小层,a层为清代晚期文化层和部分民国文化层,b层为清代早期文化层,c层为明代文化层。Ⅱ区内的建筑分布也呈现出中轴对称的布局模式,轴线与Ⅰ区的轴线位置相同。

①层遗迹保存较多,发现有房址、道路、地面、排水、厕所、灰坑等。中轴线中部区域清理出一座清代的房屋基址,以青砖砌筑,面阔三间,柱础位置保存较为清楚,在两次间内还清理出两座位置对称的灶台,其形制为炉口居中,前端为长方形的出灰口,另一端为长约两米的烟道,推测其或为当时房屋内的取暖设施,类似现在的地暖。此类灶台在Ⅰ区未见,而在Ⅱ区则发现了多达十余处,这应该是与其建筑使用分区和功能有直接的关系。中轴线北端清理出一座残存砖砌建筑遗迹,其保存现状较为完整,整体呈长方形,南北向拱形桥面已经残断,四周墙体保留较多,池体北壁镶嵌一青石碑,中间楷书“思理池”,落款为“正德十四年春正月二十日”“绛州知州江西贵溪李文洁立、贡士州人李萼立”。据明正德《绛州州志》建置志载:“(知州)宅北为花萼堂,堂前池曰思理,有小桥其上。”,可相互印证。

②层元代文化层中发现的遗迹主要有地面、墙基、排水、房屋等。③层金代文化层发现的遗迹位于中轴线南侧区域,该区域为夯土砖包建筑,基础台体外有砖砌的散水,遗迹南面对称分布两个砖砌踏跺,在遗迹的东西两侧也发现了两处坡道。④层宋代及以前文化层揭露出的遗迹也为夯土砖包建筑,位置与金代发现的大致相同,唯范围较金代略小,其它的遗迹包括地面和排水设施等。在宋代夯土建筑基址下发现了两片杂乱无章的铺砖,其时代要早于夯土遗迹,推测或为唐代遗存。通过对中轴线上砖包夯土遗迹的清理分析,我们认为其延续使用的时间较长,在宋金时期都存在和使用,其使用年代下限可能到元代早期,且明清文化层发掘的主体建筑也是在其范围之内分布。

中轴线以外的东西两侧区域(含3处实验方)内仅揭露清理出不同时期零星的建筑基址、排水、灶台等遗存,主要以灰坑为主。西侧区域发现了较大面积的明清时期灰坑,文化堆积层内夹杂着大量的煤灰及陶瓷碎片。

  遗物考古收获

Ⅱ区发现的遗物主要以不同时期的陶、瓷质生活用器及砖、瓦类建筑构件为主,另有金属、石质品等遗物出土。陶器所见皆为泥质灰陶,烧结程度较高,偶尔夹杂白砂,器型以盆、罐、瓮常见。西侧探方①层出土了3件灰陶绣墩,其中2件可复原,器型、大小、纹饰等基本相同,皆为鼓形,中空,顶面戳印梅瓣和叶纹,侧面上下戳印、划花装饰鼓钉纹及回纹,器型端庄,较为少见。另出土的一件“时□□□”款紫砂壶,或为时大彬制作,保存较为完整,是难得的实物标本,十分珍贵。

瓷器出土情况和I区大致相同,①层出土的瓷器以江西景德镇窑青花瓷为主,其他文化层所出以山西晋南地区窑场产品为大宗,陕西铜川耀州窑、浙江龙泉窑产品也有。所见器物均为碗、盘、瓶等日常生活用器,但I区的部分瓷器质量要高于Ⅱ区。例如出土的几件青花釉里红小荷蜻蜓鸡纹杯,器型秀雅,纹饰精美,颇有生活情趣。

石质遗物出土了几通残碑及莲花底座、碑座等。实验方的④层,清理出一通镌刻大唐乾封年号的元始天尊造像残碑,碑阳额部大龛受损,主尊及两侧胁侍缺失,仅存莲花宝座底部;下层龛为平顶,中间雕香炉,两侧各有一人相向而跪,左右两端有狮蹲踞于地。碑身为发愿文,由于该碑曾被后人截断再次利用,碑文已缺失数行,但仍可看出系供养人阎氏为其亡夫所立。碑阴细线刻划两人,对坐于蒲榻类坐具之上交谈,衣着头冠具有明显的唐朝风貌,上部残存莲花座纹饰。碑侧光素无图文。是一通少见的佛道融合的唐代石刻作品。

金属制品出土较少,见有铜镜、铜簪、铜饰、铜钱、铁钱、铁铃铛等,没有发现金银饰品。其中,钱币发现有隋五铢、唐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及宋、金、清、民国不同时期的各类品种,总数不足50枚,铁钱仅有几枚,较之I区要少很多。

另外也零星出土了骨器、玉石器、玻璃器等物。

通过对Ⅱ区一年多的考古发掘,使我们对州署遗址的整体建筑布局和文化面貌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入的认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杨及耘 曹俊 王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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