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来

本文摘自《中国文物报》（2015-07-03）作者：本报记者 贾昌明

自张忠培先生“考古学与文物保护——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的学术报告会上的演讲”一文写成，提出“要把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来”后，引起了业内各方的重视。作为老一辈考古学家，这一观点是如何产生，并如何不断思考和完善这一理论体系的？这一理论体系的内在关系是什么？如何进行具体的实践？怀着这样的问题，本报记者对张忠培先生进行了专访。

“这个想法萌芽于我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任内。我刚上任的时候，遇到了两次小偷，还有一把火。还好小偷被抓，火也被及时灭了，才意识到安全是文物的生命线。对待文物，保护是前提，考古工作也不例外，这才逐渐有了这套理论。”张忠培先生点了一支烟，缓缓说道。

考古所涉及的文物非常重要，考古学因为研究这部分文物成为了显学

对于考古和文物的关系，张忠培先生说道：“这篇文章主要是谈这样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谈考古学所研究的文物只是文物的一部分，但这部分文物很重要。从理论上说，文物这么广大，考古所涉及的对象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又不是文物。文物是什么，是人类文之、化之于自然所表述的文化之物。考古学还研究古代自然遗存，那个不是文物，但我们还要研究，因为能了解那时人类生活的环境。所以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一部分属于文物，一部分不属于文物。研究的这部分文物十分重要，在我看来，比其它文物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关于中国的历史的复原，很多要靠考古。人类的起源和形成、农业起源、城市革命、文明形成，按照我的理论，神王之国-王国-帝国之国家形态进程，以及“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八个字的文化演进规律，都是考古学搞出来的，所以考古所研究的文物很重要。”

“至于考古学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开智’。”张忠培先生在纸上写下了这两个字。“考古学产生了那么多术语，这些术语之产生与成立，增进了人类认识历史与文化的智慧，进而又增进了人类的智力，考古学遗存与文物，是能开拓人的智力之物。”

“第二部分叫‘补史’。除一般所谓‘史学’之外，凡涉及天、地、人之史者，也得用到考古学的资料和结论，这一目了然。第三部分叫‘究古今之变’。如文化史，概括起来就是“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八个字，是从考古学文化之文化的研究中归纳出来的文化演进规律，这就把考古学提到了相当的高度。考古学有此三个作用，便成为了显学。”

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来是中国考古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

　“当前一个问题，考古工作不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来，考古遗址怎么保护？考古遗址保护不了，考古学怎么持续发展？任何一处考古学遗存都是考古学要研究的一本书，这本书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是要撕毁的，一锤子的卖卖。如果保护不好，何谈持续发展？这个问题我琢磨了很长时间。在2008年之前，我只是提出要把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来。我在2008年的中国考古学会第11次年会的闭幕式上讲过一段话，头一条就是要把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来。这个讲话当时在《中国文物报》上登了。去年我想起来了，光谈这个问题不行，怎么纳入才是重点。所以这篇文章的重点在于怎么纳入。我在文章中提出了五条。这五条是个理念，当然，要贯彻下去，还要有行政规范与操作才行。”

具体实践的展望

对于这一观点和理论体系在今后的具体实践，张忠培先生说：“我在文章末尾，写了这么一段话‘要将其付之于实践，则有赖于国家文物局管理当局之“加强管理”。这五点认识，有的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可经操作付之于实践，有的只具未来性，要使之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尚需作一定的或相当的学术研究。所谓“加强管理”，是国家文物局管理当局认为可以采纳之后，对凡具现实可行者，可操作成为要求执行的具体的目标管理规定；对仅具未来性意义者，则当纳入规划，组织人力研究研究。从我们考古工作者职业责任和职业道德来看，如果认为我提出的这五点还有几分道理的话，对凡具现实可行性者，则应将其操作起来，使之付之于自己的实践；对仅具未来性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参与研究研究，以推进其发展，使之成为具有现实性的可操作性的认识。’这大概就是我对今后具体实践的展望吧。”张忠培先生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