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文物报》（2015-06-19）作者：田有前
消失之痛
茅坡，一个即将消失的地名；茅坡村，一个已经消失的村庄。
一千一百多年前的唐代，茅坡村曾经叫宋满村。从长安二年至大中八年，宋满村至少延续了一百五十二年。这是我从出土于茅坡村附近考古工地上的两块墓志铭文上知道的。
因为茅坡村改造，一个大型的居民小区将在原址上横空出世，小区名字叫长安万科城。因此该考古项目的名字被称作长安万科城二期。
我讨厌这个名字，不仅因为工地在建设施工过程中，破坏了许多古墓，又有一些古墓因各种原因而得不到发掘，还因为该地的老地名——茅坡村，即将完成它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在茅坡村周围，自2000年以来，已发掘过数千座古墓葬，从出土的一些墓志铭文上，发现有“居安村”“邓村”“胡赵村”“姜村”等地名，而如今在长安这一带，还有“大居安”“小居安”“邓村”“南姜村”“西姜村”这样一些地名，对比墓志文上的记录和所处位置，我们相信一些地名，自唐代起一直流传至今。
虽然几经陵谷更替，历史变迁，这些村子所住村人已绝非当年村民们的后裔，然其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则一直流传至今，墓志铭文上的记录明明白白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一切。
然而随着急速地城镇化改造，这些流传一千多年的老地名将彻底消失，不但消失于历史的记载中，也消失在这些口耳相传了上千年的村民的讲述中。
更多的农民成了市民，农村成了城镇。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没有了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将到哪里去？！
2011年的11月底，我接到了一个新的发掘任务，长安万科城二期项目考古发掘，154座墓。工作8年来，一次性发掘这么多墓，在我还是第一次。
工作之难
自认为多年的工作经验，足以应付发掘中遇到的那些问题。可是，工作真正开始之后，我才知道，在一个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做考古工作是何其之难！因为我面对的不只是那154座墓，不只是管理好考古队的七、八名队员，我还要面对至少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
发掘之初，单位领导即告诫我，首先务必要保证考古队人员的人身安全，因为这些唐代的墓葬大多都有比较长的墓道和较深的墓室，雨季的时候容易塌方，弄不好会出安全事故，这在我们以前的工作中是有深刻教训的，所以必须谨慎小心；同时还要注意出土文物的安全，既不能在工地现场因各种原因丢失，也不能在考古队驻地遭遇盗窃等，为此，我们要求现场必须有两人以上才能够清理墓室，而驻地也保证24小时有人留守。
在此前提下，领导们强调最多的，便是考古发掘工作要严格遵循《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比如按照从晚到早、从上向下的顺序依次发掘，先墓道后墓室等等，当然，这不只是领导们的要求，这是每一位考古队员在考古工作中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是我面对的第一个压力。
发掘工作离不开工人，这些工人大多都是当地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被称为民工。民工们也有自己的组织，有一个民工头具体负责，从中联系建设方和考古队。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他们挖墓的水平绝对要超过我。有了这些技术熟练的工人，就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但是，必须明白，他们只是来干活的，干一天活拿一天的工资，所以他们不对挖墓的好坏负责，这就要求考古人员必须时刻紧盯着他们。
还有一点，他们听命于民工头，而民工头直接从建设方拿钱。这虽然有很大的方便，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虽然名义上民工听考古队指挥，但因为建设方给他们发工资，而建设方最希望的就是干活速度要快，恨不能这些墓一天就挖完。所以民工头也有压力，他希望顺利地从建设方领到辛苦钱，就要督促他手下的人挖快点。民工头有时会暗示民工们“偷工减料“，甚至直接建议考古队不用每个遗迹现象都挖到底，例如墓道就是如此。这样一来，民工们有时不听考古队员的指挥，因此发掘质量必将受到影响。这是我面对的第二个压力。
在发掘工作中，最耗费我精力、最令我头疼的就是与建设方打交道，这是我面对的第三个压力，也是最大的压力。
建设方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个字——快。快点发掘，快点结束。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就意味着效率，也意味着金钱，所以一旦影响了施工进度，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今天刚勘探好的墓，撒好灰线，第二天到工地一看，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坑；有时还会将已经挖好而没来得及绘图、照相的墓坑挖掉或用土填掉。每到这时，往往少不了和他们理论，吵架、拍桌子也是有的。有时，实在无计可施，就拿出我们的“撒手锏”——停工。这都是一些无可奈何之举，目的仍是为了顺利地进行发掘工作。另外，将施工方破坏发掘的现象发到网上或许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自我们第二次开始发掘后，建设方的施工从未停止，而且许多发掘区域还被堆上了土。因为建设方的原因，中间曾经几次停工，一直到2013年6月底，才最终将建设区域内的墓葬全部发掘完毕，总共发掘墓葬242座，比最初由一个私人勘探队“勘探”出的墓葬数量，竟多了88座。最后统计，新发现的墓葬远远超过了100座。
发现之美
虽然发掘过程中带有很大的压力，也有很多实际的困难，但是，面对着出土的600余件（组）精美的随葬品，那些压力和困难实在是微不足道。这些随葬品虽然都不会讲话，但是当你把它们从墓葬里捧出来、从泥土里扒剔出来的时候，你还是会感到莫名的兴奋，仿佛正在将历史舒展开来，从而窥探先辈们的种种真相，而历史也在你的手下慢慢复活。
那件隋代的骆驼，虽然四蹄略有残损，仍能看出它正在负重前行，高昂着脖子张口嘶鸣。它脖颈处的鬃毛，卷曲而浓密，眼睛刻画特别有神。而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它背负的驮囊。身体两侧的驮囊上雕刻着同样题材的画像。画面的正中有三个人物，两侧有两根柱子，顶部为圆拱形，整个看起来放佛希腊的圆拱形神庙或殿堂。再细看这三个人物，中间是一个深目、高鼻、浓髯的男子，袒裸上身，似喝醉了酒，胳膊搭在两边的人身上，步态蹒跚，随时都可能摔倒，两边的人正在奋力搀扶着他。最特别的是，他的头部还有头光，一般来说，这是佛或神才会有的。所以，这个男子，很可能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这件骆驼，便成了考古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希腊酒神题材的文物。而目前国内，只有拉萨大昭寺内保存的一件银壶上有类似的图像。
那件三彩女俑，出土于一个12岁的小女孩之墓。她的父亲是司农寺丞郑福善。司农寺丞，是一个从六品上的官职，算不上一个
很大的官。也许她的父亲太宠爱她了，她的墓葬出土了许多随葬品，在我们已发掘的墓葬中算是随葬品比较丰富的了。其中有陶罐、陶俑、铜钵、铜镜、瓷瓶、钱币等数十件，但最令人感动的，当属那件三彩女俑。这件三彩女俑高30多厘米，呈坐姿，头上高耸的不知是冠饰还是发髻，面部表情端庄安详，身穿长裙，上围披肩，右手执一束花于胸前。主色为黄、绿釉彩，匀称自然。这座墓葬的年代为长安二年，即公元702年，正值武则天统治的末期。我一直在想，这件女俑，是否是仿照小女孩生前的模样烧制的呢？
一把东汉时期的铁剑，铜格铁刃，虽然其木质剑柄部分已残，但是剑柄上的铜格和剑刃部分仍然保存完好。出土时，当把压在上面的土块清理干净后，剑刃的前端突然弹了起来。我一直以为兵马俑博物馆宣传的被压的青铜剑还能反弹回来的事件是神话，直到我亲眼看到那柄铁剑也弹了起来时，我才相信，兵马俑坑出土的能够弹起来的青铜短剑很可能是真的。
在这几百件出土文物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那8块墓志。在其中的7块唐代墓志中，除1件墓主为男性外，其余墓主均为女性。她们分别是：12岁的司农寺丞郑福善第四女、未嫁而卒的19岁女子韦裴娘、新婚而不幸病逝的焦新妇、京兆府云阳县尉阎建方的小室王氏、天水郡君刘英、大唐皇四从叔游骑将军行左威卫河南府伊川府左果毅都尉李令微的夫人独孤婉。阅读这些唐代女子的墓志，可知她们有十几岁的少女，有三十多岁的少妇，还有五六十岁的老妇。有的出身平凡，但却夫妻恩爱，有的出身名门，家世显赫，有父亲为女儿撰写墓志，有丈夫为妻子撰写墓志。每一篇志文，都是一段时代的记忆。我为这些志文里的真情而感动，我为这些重见天日的文字而欣慰，我也为这些唐代的女子们感到幸运，她们必将得到最好的纪念。
考古之憾
考古永远是一门存在遗憾的科学。
在茅坡村发掘的242座古墓中，除过五、六座墓之外，其余墓葬全部遭到了或多或少的盗掘。更有甚者，50多座墓内因被盗而没有留下任何随葬品，墓室里面干干净净，致使我们不能准确判断这些墓葬的年代。20世纪七、八十年代，茅坡村盗墓成风，工地上的民工仍能为我们讲述那些真假不辨的传说，当时整个村子的人全体出动，大家都在盗墓。不知这些故事有没有夸大的成分，但有许多文物从茅坡村流传到海内外却是事实，至今附近村子还有人逃亡在外。了解了这个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发掘的那些墓葬被盗掘严重的原因。
虽然我们发掘的最终结果，比当初的勘探数量已多出了很多，但是还有许多墓葬因占压而不能发掘，还有一些墓葬遭到了彻底的毁灭，这是我们发掘过程中最大的遗憾。尽管发掘了这么多，但有的墓葬却没有任何遗物，领导们也不太重视，所以有人就说，发掘那么多，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个人以为，不论发掘的墓葬盗掘与否，出土的随葬品是否精美，数量多少，每一座墓都有它的意义。即使仅仅出于对古人的敬意，我们也应把每座墓葬发掘好。即便是那些因被盗而没有随葬品的空墓，对于古代墓葬研究来说，也提供了数量上的积累。这是我唯一觉得心安的地方。
19个月的考古发掘，242座汉唐墓藏，600余件（组）各类随葬品，无1例安全事故。虽然发掘过程中难免有诸多遗憾，但我尽力了，问心无愧。
如果茅坡村注定要消失，那么这篇文章将是我写给茅坡村的祭文。（作者单位：陕西省教研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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