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文物报》（2015-06-05）作者：夏勇
5月28日，在杭州临平召开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出版座谈会。由张炳火主编、良渚博物院编著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2015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图录作为“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研究”课题第一阶段工作的成果，全面收录了良渚文化时期考古发掘出土的刻画符号，兼顾了海内外多家博物馆馆藏品上的符号，填补了良渚文化研究的学术空白。
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一致评价：《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出版，为良渚文化刻符研究提供了一份全面、可靠的基础资料，具有开拓性的价值。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究竟是文字还是符号，目前还是一个谜。图录的出版不仅为广大研究者解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符号的分类和索引的编撰非常科学；对史前符号的研究，不仅应从甲骨文研究的角度进行，更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同时也为良渚古城申遗提供了助力。
《良渚文化记得画符号》图录由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余杭分会和良渚博物院历时近4年编撰而成，得到了全国20余家文博单位的倾力支持。在资料收录过程中，严格遵循以考古发掘器物为主、传承有序的馆藏品为辅的收录标准；坚持以文字、图像资料并重的记录方式；在资料整理与图录编撰过程中，注重对史前刻画符号学术史的归纳与反思。期间多次召开专家座谈会与审稿会，积极吸纳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切实提高了图录的学术质量，为图录的编撰与课题的深入研究夯实了基础。
图录共820页，由序言、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研究课题综述、导语、正文、刻符器物补遗、相关文献资料及索引和后记组成。正文按照符号载体质地分为陶器、石器与玉器三大篇。陶器按符号形态分为象形、抽象和其他符号三类。
正文中共计器物554件，符号达656个，逾340种符号。陶器、石器和玉器分别占总数的96.7％、2.0％和1.3％。正文中每件器物与符号都有高清照片、等比例拓本、摹本与线图。在资料发表上力求做到全面、科学。对于部分重要符号的重新辨认，也有助于学术界对这批资料的再认识，如杭州余杭南湖罐的符号（第600页）由原先的10个辩识为12个、苏州澄湖遗址出土贯耳壶的符号（第592页）由4个辨识为5个，全面刊布了平湖庄桥坟遗址多件石器上的符号或可称为“原始文字”。
通过这次整理与图录编撰，课题组对于良渚文化时期刻画符号有了一些初步认识。
第一，数量众多。总数超过750个，在国内史前考古学文化中位居前列。符号广泛出土于整个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单件器物出现3个及以上的成组符号占器物总数的3.2％。
第二，集中出土于少数遗址。例如属于余杭良渚遗址群范围内、环绕良渚古城的庙前、卞家山等遗址所出刻符器物占总数的33.0％，占良渚遗址群内所出刻符总数的62.8％。平湖庄桥坟遗址所出刻符器物占据总数的41.2％。
第三，符号与载体质地与刻画部位密切相关。刻符陶器与石器和玉器的出土遗迹单位具有明显的差异，三者在当时可能具有不同的使用功能。
泥质黑皮陶占刻符器物总数的59.7％，其他泥质陶为20.3％。石器和玉器等载体仅占3.3％。符号位于口沿、颈、肩和腹部等显眼部位占器物总数的28.4％，象形符号和成组符号绝大部分位于这一区域。位于器底的高达52.5％，通常刻画单体的简单抽象符号。
第四，刻符器物出自墓葬、灰沟、灰坑等其他遗迹单位和地层的总数接近，都在30％左右。其中，庄桥坟遗址作为随葬刻符器物占出自墓葬总数的72.3％，即占全数的24.5％。
第五，符号具有一定的区域特色。良渚文化五个区域类型（杭州地区、苏南-沪西地区、嘉兴-沪南地区、常州-无锡地区和湖州-宜兴地区）中，刻符器物除在常州-无锡地区出土极少之外，在其他区域都有发现。嘉兴-沪南地区最多，良渚遗址群范围内其次，且作为良渚古城这一核心区域目前仅有一件刻符器物在地层中出土。例如，余杭卞家山遗址刻符器物多数为泥质黑皮陶实用器，符号清晰、刻画精美、体形较大，包括象形符号和抽象符号，烧前刻和烧后刻并存。庄桥坟遗址中作为随葬器的刻符器物较多，多数在器底、为烧后刻，符号较小、刻画粗糙、模糊。
目前发现刻符石器均出土于嘉兴地区。桐乡小六旺出土的刻符石质“耘田器”图案复杂，两面施刻。就在附近的姚家山遗址出有刻符石钺，2004年还曾发现过玉质“耘田器”。向西的庄桥坟遗址出有更多石器刻符、乃至具有原始文字的特点。嘉兴地区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密集、人工堆筑土台遍布，结合昆山少卿山遗址两件出自祭祀坑的刻符玉璧残件的情况来看，石器与玉器刻符比陶器刻符可能具有更深的含义。
第六，符号可能与社会阶层具有关联性。若将良渚文化墓葬分为三个等级的话，符号暂时不见于良渚遗址群内的最高等级墓葬，在临平玉架山遗址高等级墓葬M16随葬有一块刻符玉璧。常州寺墩遗址M3一件随葬陶器上有疑似符号。福泉山遗址M40等级更次一级，也随葬有一块刻符玉璧。将目前公开发表的考古资料进行统计，符号三个等级墓葬从高到低排列（不包括庄桥坟遗址墓葬，从已发表的部分资料看，也是第二、三等级墓葬居多），数量比例为2：5：25。
以上只是在课题整理和图录编撰过程中的一些初步认识。对于符号这一研究对象，既依附于器物，又具有独立性。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第一要对符号形态进行研究，如不同的研究视角需要不同的分类、不能局限于象形与抽象两大类，包括进一步明确与纹饰的区分。第二，按照考古学研究，充分关注符号的载体、质地和器形、刻画部位、烧前刻还是烧后刻等工序，出自哪些遗迹单位、在遗址中处于何种地位等信息。做好基础统计工作，通过不同的筛选标准进行统计，找出规律结合以上信息才能对它们当时所承担的社会属性有正确的进一步理解；不能孤立地讨论符号的形态和单件器物上的符号数量。第三，开阔视野，进行多个考古学文化符号的比较研究，例如浙江余杭卞家山遗址刻符器物埋藏环境与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刻符相类似，为我们探讨符号功能提供了很好的比较对象。（作者单位：良渚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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