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文物报》（2015-02-04）作者：
宫城西门遗址倒塌堆积航拍（南-北）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皇城城墙保存较好，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尽管皇城地表遗存丰富，皇城中部的宫城殿址也依稀可见，但是宫城的准确范围一直还不清楚。为了进一步认识辽上京城址的布局和沿革，促进对辽上京遗址的有效保护，推进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辽上京和辽祖陵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二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于2014年7月至10月，对辽上京宫城墙及西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清理面积约1000平方米。发现的主要遗迹包括辽上京宫城城墙、宫城西门、晚期“西大院”北墙等，并对宫城的范围进行了初步确认。
宫城城墙遗址
从地表遗存来看，辽上京宫城墙保存状况较差。除北墙还有局部隆起，大部分已掩埋于地下，无法分辨。通过对辽上京宫城北墙、南墙和西墙的考古发掘和解剖，可知残存宫城墙由夯土夯筑而成，夯土可分为地上墙身和地下基槽两部分。地上的墙身部分残存高度约0.3～2.0米不等。目前发现的宫城北墙和西墙的底面宽度均2.6～2.9米左右，主体为黄色夯土。南墙的底面宽度约6.6～6.8米，主体为灰褐色夯土。地下的基槽部分深度约0.25～0.45米，南墙局部基槽深度达0.92米。墙基两侧筑有夯土护坡等附属设施，墙外可能设有壕沟。通过发掘和解剖，在宫墙夯土侧壁上发现等距分布的立柱痕迹，在夯土底部发现等距分布的小柱坑，这些可能与夯土宫墙的营建相关，是较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根据遗迹和出土遗物推定，宫城墙建于辽代，局部有夯土增补修筑；毁弃于金代，局部城墙上已建有金代房址。
宫城西门遗址
宫城西门位于宫城西墙中部，与皇城西门相对。通过钻探发现两门之间有道路相通。宫城西门遗址由两侧的墩台和中间的门道两部分组成。夯土墩台保存较差，中间设单门道，宽度约6.4米。门道内尚存将军石、地栿石、路面、柱洞等建筑基础遗迹。根据遗迹和遗物推断，该门址在辽代至少经过两次较大的营建。城门毁弃后，此处仍有东西向道路遗迹，并先后建有依宫墙残迹而建的房址、跨宫墙残迹而过的院墙等晚期遗迹。
辽代宫城的范围
通过今年的重点勘探工作，找到了辽上京宫城四面城墙的新线索，并进一步通过考古发掘对北墙、西墙和南墙进行了确认。辽上京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约740米，南北长约770米。除北墙之外，东、南、西三面墙体的位置和长度都在今年的考古工作中得到了更正或首次确认。
晚期“西大院”北墙遗迹
在辽代宫城西部，尚存一座大型院落遗迹，沿用以往资料称“西大院”遗址。“西大院”四面墙体地表遗迹明显，略呈长方形，东西宽约240～270米，南北长约360～390米，其北墙东部，恰从辽代宫城西墙的西门处穿过。通过本次发掘和解剖可知，西大院北墙完全叠压在辽代宫城墙废弃后的堆积上，分层堆土而建。残高0.8～1米，底面宽度约为5.3～5.5米。墙体堆土层厚约0.3～0.5米，土质疏松且包含大量遗物，墙外有壕沟。根据遗迹遗物判断，西大院墙体始建年代不早于金代晚期。
本次发掘出土的遗物主要包括琉璃瓦、瓦当、筒瓦、板瓦残块、陶质脊兽等建筑构件，以及陶瓷器、铜钱、铜印和铜镜等铜器、铁器、龙纹骨制品等骨器、带字石刻残块等，为遗迹断代等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建立辽上京城出土遗物的年代序列积累了基础材料。
本次发掘是辽上京考古的重要成果，通过对宫城北墙、西墙、南墙的局部发掘和解剖，掌握了辽上京宫城城墙的营建做法、形制结构及其年代；通过对宫城西门遗址的揭露，首次了解到辽上京宫城西门的位置、形制结构及其沿革；通过考古钻探和发掘，首次确认了辽上京宫城的四至范围，更正了以往资料对宫城范围的模糊认识；通过对“西大院”墙体的解剖，确认了西大院墙体的结构及其年代，辽代宫城墙的毁弃及同址上“西大院”的兴建，说明辽上京到金代在城市布局上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董新林 陈永志 汪盈 左利军 肖淮雁 李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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