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文物报》（2015-02-13）作者：魏子元 李 琳
队员们在遗址周边做公众考古调研
队员在测量调查所发现的盗洞
盗墓VS考古
近来，网络上一场关于考古与盗墓的口水战引发了广泛关注，随着参与讨论的人数越来越多，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大论战。论战的双方，一方是拥有考古文博专业背景的网友，另一方则是热门网络小说《盗墓笔记》的粉丝。许多该小说的粉丝因受书中内容的影响而对现实中的盗墓贼充满敬佩，反而却对专业考古人员非常不屑，认为所谓“考古”基本就等同于“盗墓”，不同之处仅在于“考古”是官方组织和光明正大的活动，而“盗墓”则是私人团伙开展的秘密活动。言下之意，“考古”根本没有资格蔑视“盗墓”，“盗墓”是“考古”的祖先，它们都是一根藤上结出来的瓜，都是依靠挖掘古墓而获取经济利益，无本质差别。
这些观点触及到了考古人的敏感神经，考古专业背景出身的人迅速站出来为自己“洗白”，从考古学的研究目标、研究对象、基本方法等7个方面系统论证了考古与盗墓的区别，极具说服力。然而这一问题却并没有因此画上句点，反倒给考古业内带来不小的震动和反思。
一场“尴尬”的公众考古调研
作为一名考古专业的学生，经常会在实际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类似的尴尬，对网络上的这一争论有着切身的体会。每当别人问及自己专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你们是不是经常挖别人祖坟？你们和盗墓贼认识吗？是不是会鉴定很多文物……”羡慕者有之，惊讶不解者更多。
今年暑假，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专业10名本科生组成的暑期公众考古实践队，在郭梦老师的带领下奔赴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开展了为期十天的农村公众考古调研和文化遗产保护宣传等暑期公众考古实践活动。
毛家坪遗址是早期秦人活动的重要遗址，从八十年代起，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展的相当充分。毛家坪村的绝大多数人也在考古工地当民工，所以我们把本次开展公众考古调研活动的地点选在了这里，认为当地村民应该对考古更了解，调研活动可能会相对顺利一些，但是结果却出乎我们意料。当我们问及当地人一些关于考古的基本常识时，他们的回答或是“不知道”，或是“考古队的人在后山挖墓，掏出过宝贝”之类。享誉全国的毛家坪遗址就在身边，村民竟然不知道有这么重要的文化遗址，更别说遗址的文化内涵了。当询问到在考古工地工作已三年的一些民工时，他们的回答也只是“我们在帮考古队挖墓，下面有宝贝呢。”其实单从田野技术上来说，这些民工已经可以算做半个考古人了。然而遗憾的是，考古在他们的脑海中只是“宝贝”，只有经济价值，而对于“考古”的真正含义却一无所知。
后来，我们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对毛家坪遗址周边做了调查，在沟东的墓葬区发现了数以百计的盗洞，盗墓猖獗程度令人发指。盗墓也很自然地成了当地人茶余饭后经常谈论的话题，可以说他们对盗墓的印象远超过了对考古本身的认识，似乎在他们的印象中考古队在毛家坪遗址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在国家组织下的“挖墓”而已。后来我们又陆续跑了西旱坪、东旱坪等几个周边的遗址，情况基本和毛家坪遗址类似，似乎可以由此窥视到整个甘肃地区的盗墓猖獗程度。
几点思考
事实上，正如高蒙河先生指出的那样，“考古学家不需要参与这场争论，这是个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问题，考古与盗墓这两者不是可以并举的话题。这样的并举玷污了考古学的科学性和纯洁性，所以本身就不应该成为一个话题。因为这样会无形中抬高那些盗墓鼓吹者的身份和地位，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诚然，把考古与盗墓拿在一起争论从出发点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可笑而又荒诞。
然而，结合此次“失败”的公众考古教育活动，回过头来，再去思考这场“考古”与“盗墓”之间的论战，似乎也并非偶然而是事出有因。网络上的口水战其实只是一个导火索，把公众对考古长期积累的一个误解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现实生活中普通公众将考古等同于盗墓之类的误解要远比我们看到的深远得多。
长期以来，考古作为一门较“冷”的专业，由于其专业性较强，很少有非专业人士去阅读晦涩的考古报告或是难懂的专业性研究文章。许宏先生就曾谈到：“田野考古和研究的专业性、学科传统上的封闭性，导致我们这个日益引人关注的学科在与社会的沟通上存在着缺乏透明度、信息不对称、语言不易懂等问题。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心态不开放。譬如考古与伦理这类话题，是西方公众考古的议题之一，但在我们国家也还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
毋庸置疑，越是神秘的东西人们的好奇心就越强，一些与考古沾边的小说、电视节目等正是抓住了公众的好奇心这一点应运而生，《盗墓笔记》《鉴宝》《探索发现》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小说、节目通俗易懂而且受众广，很快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绝大多数人。可以说很多报考考古专业的学生也或多或少的受了这一影响，包括笔者自己。
从实际来说，公众对考古充满着好奇并且渴望去了解，而考古本身却专业性很强，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加之没有可以广泛宣传和普及考古知识的恰当途径。而以《盗墓笔记》为代表的一些网络小说等先入为主，使大多数人形成了“考古就是盗墓”的认识。一个错误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纠正，等认识到公众考古教育紧迫性之后再去做公众考古教育的时候，人们却很难接受，因为之前形成的“考古就是盗墓”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
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盗墓之风尤其盛行，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导下，盗墓贼很多时候先考古队员一步，有些人一夜暴富。在一些不良舆论的诱导下，很多人都对盗墓贼既羡慕又崇拜。面对日益猖獗的盗墓现实，即便是政府可以对其进行抵制和打击，但是对于《盗墓笔记》这类虚构小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则似乎无法从法律层面上进行约束。所以，社会上关于盗墓的讨论甚至超过了对考古的关注，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考古慢慢就被模糊化了。等考古队员去正式发掘的时候，人们一看也是在挖墓、在找宝，于是乎就认为这和盗墓贼没有什么区别，表象很容易就掩盖了本质。
正如前文所述，把考古与盗墓拿在一起争论从出发点来说就是一
个莫大的错误，可笑而又荒诞。关于考古与盗墓的区别也无需在此多加赘言，但是一个本无须辩解的问题却能被争之又争、吵之又吵，不正说明了公众考古教育的紧迫性吗？考古人在关进象牙塔自我欣赏的时候却忽视了公众对考古的理解。其实关于这一问题，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秉琦先生就认识到了，他曾指出：“随着已经开始的国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的迅速进行，各地考古材料的出现，将是万分丰富的，考古工作将成为非常繁重而又有很大突击性的工作，这样仅仅依靠少数专业考古和文物工作人员，是不可能做好的，只有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群众，使考古工作成为全国规模的有组织的群众性工作。”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考古依然没有真正走向大众，苏公“考古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的理想也没有实现。否则怎会有“考古”与“盗墓”之争这样的闹剧？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当成熟，完整的文化编年和序列业已建立。未来考古学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考古学的社会化问题，也就是如何使考古学走向公众，以便其更好地发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作用。而就目前看来，要更好地拉近考古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只能依靠广大考古工作者和相关人士加强对公众考古学知识的科学普及。王巍先生说过：“作为考古学者，应当树立普及考古学的意识，将考古学通俗化、大众化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专家走出象牙塔，全社会共同配合，不断向公众普及科学的考古知识，使考古学真正的走向大众，类似的荒谬之争自然也就会不攻自破，考古学也就会少一些尴尬。（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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