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外景
梭戛生态博物馆的村民向观众展示长角苗盘头
芦笙舞
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及取得的成就
生态博物馆20世纪70年代诞生于法国。之后的30年间，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传入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 1986年博物馆学专家苏东海先生在贵州传播了生态博物馆的概念。
1995年4月，由中挪文博专家组成的“课题组”受贵州省文化厅的邀请，到贵州进行为期10天的选点考察，最后确定在六枝特区梭戛苗族彝族回族乡箐苗社区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确定的理由是：梭戛村寨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仍然保存在一种比较完整的文化生态中，这是一个难得的、活生生的文化整体，尤其可贵的是，这支长角苗在全世界只有在这个地区有4000人，因此，这个文化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具有很高的保存价值，建立一个生态博物馆把这个宝贵的民族文化加以保护并使其延续下去，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贡献。
1996年梭戛生态博物馆建设项目先后得到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1997年10月23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了该项目的签字仪式。挪威政府对待建的梭戛生态博物馆无偿援助70万挪威克朗。1997年6月破土动工，由当地村民投入劳动力而建，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建成了梭戛生态博物馆的资料信息中心。
资料信息中心距社区中心苗寨——陇戛寨约100米，占地1800平方米，建筑面积420平方米，共七间房，平面布局梯形，石木结构，屋面为“两坡水”，其上覆盖茅草，形制为长角苗民居建筑。其功能有“箐苗记忆”库、资料室、陈列室、
、民族工艺品展销室、餐厅、客房。
2009年，在国家的支持下，新建了三层楼房，石墙体，屋面水泥浇铸，其上覆盖茅草，前后带木廊，建筑面积700余平方米，外观与民居相同，第三层约300平方米，2013年辟为展厅，陈列展览从形式到内容大为改观，结束了仅有60平方米的展厅的历史。资料信息中心建筑三面均掩映在树丛之中，幽静而神秘。
按照生态博物馆的理论，生态博物馆是由文化社区和资料信息中心两部分组成。资料信息中心的功能之一在于担负着储存箐苗社区文化记忆的全部信息；其二，通过小型的陈列，为社区村民和来访者解读社区文化；其三，作为一个社会场所，提供餐饮、会议室等社会服务；其四，作为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工作场所，为专职工作人员或博物馆志愿者提供必要的工作设施。
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在中国博物馆界开辟了一个新的门类，开馆15年来，在国内国际博物馆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先后有20多个国家和国内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约8万多人次前来考察。博物馆的工作者调查整理社区箐苗文化的文字资料10余万字，拍摄照片1万余张，影像资料50余盘。加固和修复上百年传统箐苗民居10栋。出版了《梭戛生态博物馆资料汇编》《长角苗非物质文化研究》《梭戛生态博物馆》等介绍研究梭戛生态博物馆方面的图书。
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立直接惠及社区，具体表现为：村民代表熊华艳第一次出国到挪威考察学习。由博物馆组织的“箐林之声”演出团不但到了省城贵阳，还到了澳门演出。让那些从未走出过村寨的农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村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的自信心；昔日的羊肠小道而今变成了柏油马路，车可以开到寨门。开馆的当年，社区村村寨寨亮起了电灯、家用电器普及到每户村民家中。从此，社区结束了无电的时代；2001年，寨里兴建了由邵逸夫先生捐资的梭戛完全小学，入学率达百分之百，结束了孩子上不起学的历史。
开馆15年来，梭戛生态博物馆受到历届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栗战书、赵克志的关怀。2002年8月6日，时任省委书记钱运录亲临梭戛生态博物馆考察。提出既要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又要保护好独特的文化。2003年梭戛新建石头结构的民居40余栋，村民搬进了新居。当地称为“新一寨”。
2011年9月，笔者到梭戛考察时，看到老寨（陇戛寨）脏、乱、差的状况，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活质量，于是致信时任省委书记栗战书，得到了栗书记的批复，经三年的努力，又修建了砖石结构的新居40余栋，那些居住在危房的村民搬进了新居，当地称为“新二寨”。老寨作为文化遗产区得以修葺和加固，脏、乱、差的状况得以彻底的改变。村民们总是兴奋地说：“是生态博物馆给我们带来了好运。”
2013年9月，笔者致信省委书记赵克志，信中提出“建立梭戛自然与文化生态旅游示范区”，建立文化生态家庭旅馆，建立家庭手工作坊，建立生态产业合作社，让村民致富，实现生态博物馆“消除贫困、保护文化”的双重任务。此信很快得到了批复，并委派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刘晓凯到梭戛调研，落实批复意见。
梭戛生态博物馆建馆以来，也走过了艰难困苦的历程。由于生态博物馆属当地政府管理，但地方财政十分困难，博物馆只有人头经费没有事业费，博物馆运转经费十分拮据，每月200多元的电费难以支付。冬天，老馆长徐美陵和馆员罗刚，一老一少，坚守在博物馆，吃方便面，化雪为饮水用。2000年广西河池地区10多位同行到梭戛考察，馆长招待他们一顿晚餐的费用都很困难。
2005年至2011年，是博物馆处境最艰难的时期，因为缺乏经费，设备无法更换，2011年8月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到梭戛考察，要资料员打开电脑查看资料，由于电脑设备陈旧出现故障，怎么也打不开。尽管如此，博物馆的馆长和馆员并没有退却，没有人“跳槽”，一年又一年坚守在博物馆，苏东海先生说：“只要守住就会有希望”。
2013年，博物馆出现了转机，六枝特区政府拨款200多万元对资料信息中心进行整治。新任馆长罗刚重塑生态博物馆的形象，将资料信息中心庭园及建筑修葺一新，扩充了展陈面积和内容，自去年以来参观人数猛增。今年当地政府又拨专款增添了消防水池，修建了寨门，安装了监控器。
生态博物馆发展之路的探索
在一个极端贫困和文化又十分独特的民族地区建设生态博物馆，并使之得以长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生态博物馆是一社区而不是一栋公共建筑。社区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是活着的文化。文化保护的逻辑关系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和一个文盲充斥的社区要长期地保护好文化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文化在农耕时代得以延续，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是一种本能的表现。在后工业时代的中国，只有富裕起来的村民，只有具有文化知识的村民，才能具有文化的自信和文化的自觉。文化的传承必将经过本能阶段、过渡阶段、自觉阶段。现在正处在过渡阶段，此阶段文化传承充满了危机，社区村民在市场经济中可能会选择其他的生存方式。因此在过渡阶段，生态
必须坚持本土化，所谓“本土化”即从乡情出发，制定符合生态博物馆发展的思路。过渡阶段生态博物馆的任务是：消除贫困，保护文化。过渡阶段当地政府的第一要务是使社区的村民致富。生态博物馆则是社区致富的“助进器”。如果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不能惠及社区，那么生态博物馆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15年来梭戛生态博物馆因为资金困难，许多问题不能解决，必须村民自己造“血”才能持续发展。增建接待服务中心和研究中心势在必行。没有接待服务中心则不但失去了对外的交流平台，而且失去了创造财富的能力，博物馆如果等、靠、要的话，最后将走向死亡。研究中心则是生态博物馆的学术研究机构，没有研究机构就不能推动生态博物馆的学术活动，社区的发展、文化的传承则没有理论支撑。
作为生态博物馆，在过渡阶段一定要搞好文化的活态传承。建立传承机制十分重要，过渡阶段的文化传承是一功利性的传承，靠政府奖励的传承也十分脆弱,必须在市场中传承。梭戛的省级文化传人由于他的手工工艺品找到了市场，他在赢利中传承，在传承中赢利，形成了良性循环。从他的经验中梭戛生态博物馆找到了文化传承的方向。
总之，要在过渡阶段将生态博物馆办成具有“梭戛模式”的生态博物馆。所谓“梭戛模式”就是：消除贫困，保护文化。具体表现为：梭戛村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得到很大的提高，生活富裕，经济发展，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由村民自己保护。箐苗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活态传承，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箐苗文化不但没有被淹没，而且它仍在大山中放出夺目的异彩，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摘自中国文物报 2014年9月30日5版 作者：胡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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