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学到帖学

——评河南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发掘出土墓志精选

河南是历代碑刻墓志发现和出土的重要区域，仅洛阳邙山，20世纪以来出土的北魏以后墓志即达数万方。近几十年来，河南省文博研究单位及专业学者出版的碑刻墓志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比较重要的如《千唐志斋藏志》《洛阳新获墓志》《洛阳新获墓志续编》《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翰墨石影》《洛阳碑志十八品》《中原贞石墨影》等等。每一部著作的出版，都会引起学术界强烈兴趣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我翻开沉甸甸的《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发掘出土文物集萃（二）——墓志精选》（以下简称《墓志精选》）时，立刻感觉到它与以往所出版的同类著作有很大的不同。

在我看来，《墓志精选》拥有考古发掘报告的原创性，学术专著的深邃性，碑帖志铭的艺术性等诸多特点。第一，《墓志精选》的编排体例，保证了墓志材料与考古发掘报告具有同样的原创性特点。《墓志精选》收录了东魏至清代的三十八合（方）墓志，按照时代先后编排目次。在每一个目录下，有该墓志时代、出土地点、尺寸大小、文字书体、现存放地点等有关信息的介绍。接着是墓志盖和墓志铭的释文，释文的编排严格按照墓志铭原样顺序，不作句读。然后是一张经过合适比例缩小的完整的墓志盖和墓志铭拓片。最后一部分，也是整个著作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的部分，是对墓志铭由碑入帖的转化。即把墓志铭按照文字原本尺寸大小重新排列次序，把一张整体的墓志文转变成一页一页的书帖，读者可以一列一列认真品鉴墓志的内容和书法的艺术。这种编排方式，保留了墓志字型和字体大小原来的面貌，读者如果对释文中部分文字的释读有不同看法或者疑问，可以直接进行核对。

第二，从印刷和装帧的角度来说，大八开，宣纸印刷，手工线装的《墓志精选》不是装帧精美、华而不实的“土豪”出版物，而是为了方便学术研究的必要选择。在学术研究领域，碑刻墓志的研究已经不再是书法研究和爱好者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字、文学等研究者开始重视碑刻墓志在相关学术研究中的作用，碑刻墓志的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显学。就历史学研究而言，

宣纸印刷将印刷品与墓志原拓之间的差异降到了最低，大八开开本减少了拓片拆分出现失误可能性的次数。

第三，《墓志精选》均为科学考古发掘出土，有明确的出土时间、出土地点和存放地点，为将来不同方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内容详尽的信息资源。这批墓志大部分是集中在三个家族墓地中出土。安阳韩琦家族墓地出土了七合墓志，平顶山宝丰李氏家族墓地、新郑王老庄清代家族墓地分别出土了九合和四合墓志。本书所收录的墓志，尤其是家族墓志，提供了内容详细的家族成员和姻亲之间的关系图谱，如韩琦家族一门三相，韩琦娶尚书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姊死妹续，后代也多与名门望族联姻，结成了以姻亲关系为纽带的政治集团。韩琦墓志多处记载了他的政治活动事迹，从中可以看出他与欧阳修、文彦博、富弼、范仲淹等之间的人际交往，《宋史·韩琦传》都不能提供如此详尽的文字材料。

第四，《墓志精选》实现了由碑入帖的转化，是兼具碑学和帖学双重特征的书法艺术宝库。魏晋以来，临摹研习二王法帖之风大兴，宋代《淳化阁帖》的出现标志着帖学的成熟，至明代帖学逐渐衰落。碑学源于宋代的金石学，清中叶以后，随着帖学衰微，金石学大盛带动了碑派书法的兴起，从阮元到包世臣，再到康有为，把碑学亦推向了顶峰，时至今日仍然旺盛不衰。《墓志精选》所收录的墓志，上迄东魏天平三年（535），下至清代道光二十一年（1841）。篆书、隶书、魏碑、楷书四种书体有形地展示着1306年岁月无声流逝的痕迹。墓主身份的不同，墓志文字书法艺术的水平也有不同。位高权重的官宦大族，墓志文字的撰写和书丹都由与其身份相当的书家完成。韩琦墓志由陈荐撰文，文彦博篆盖，宋敏求书。在同一本书中，我们既能够从钎凿刀刻中体会到碑学的雄强豪放之美，又可以领略到书法家书丹时毛笔在指尖流淌如行云流水般的飘逸之形。

当然，《墓志精选》也并非完美无缺，如高昂的定价将大多普通研究者和书法爱好者拒之门外，而在他们眼中，《墓志精选》的出版仅仅是一切的开始。

（《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发掘出土文物集萃（二）——墓志精选》，河南省文物局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

(2014年5月2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