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国宝大调查”正在进行中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已于2012年10月开始，预计2016年12月结束
国宝有多少 普查才知道
开展可移动文物普查，有利于准确掌握和科学评价我国文物资源情况和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普查按照“统一标准、统一平台、联网直报”，运用云存储技术，将各地普查结果上传至同一平台，方便查询、利用，对百姓来说，可谓“大型在线文物博览会”。
国宝大调查，让全民都认识到，国有文化遗产和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国家文化遗产的丰富典藏！
普查范围非常之广
本次普查覆盖的范围涉及我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各类国有单位所收藏保管的可移动文物。覆盖19个行业和系统，百万家国有单位。
可移动文物有它确定的定义
普查文物包括：1949（含）以前，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历史上各时代重要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反应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1949年后，由博物馆、纪念馆收藏登记的藏品；列入国家文物局《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的鉴定标准》目录的。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
普查登陆的主要内容是文物名称、类别、年代、外形尺寸、保存状态、入仓时间、收藏单位名称等14项基本指标项。
鉴于我国第一次开展可移动文物普查，考虑到目前的实施能力及可移动文物分布的复杂性，民间收藏文物暂不列入本次普查范围。
普查不改变文物权属，坚持“谁保管、谁拥有、谁受益”原则；
普查“只涉及价值，不涉及价格”，文物仍然可以继续流通。
以普查为契机 探索考古机构文物资料保管与利用模式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2013年4月18日，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对普查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拉开帷幕。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作为全国首家省级文化遗产研究院全面承担重庆全市范围文化遗产调查、勘探、发掘和修复，文物保护的规划和设计，信息咨询和培训宣传等工作，在历年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地下、地面文物保护工作中取得突出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高度重视此次普查工作，希望以此次文物普查为契机，积极探索文物资料保管与利用新模式，改变传统，为文物资料的及时整理、科学保管与有效利用打开新路径、开辟新天地，从而形成文物整理、保管、利用合力。经全院统一安排，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重庆地区率先启动普查工作，工作质量与数量在重庆市普查机构中处于领先地位，得到上级部门与同行一致认可，再次发挥了文化遗产保护主力军作用。
在2013年启动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中做到科学考察同行经验，编制普查工作方案。为做好可移动文物普查准备工作，2013年4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组队赴陕西考察兄弟单位普查工作试点，重点学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于出土文物的普查先进经验，根据同行已有经验，联系单位工作实际制定《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方案》。并组建普查机构，开展摸底调查。成立以单位保管部为主体的普查办公室，确保普查工作顺利开展，并组织开展文物标本保存保管情况摸底调查，全面掌握单位可移动文物收藏情况，确认单位目前保管文物中符合普查条件的保存完整、基本完整、可修复器及典型器物标本约27000件。还组建普查队伍，加强人员培训。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普查工作队伍以保管部工作人员为主，相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积极配合。为保障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与四川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展开合作，招募文博专业在读优秀学生参与普查工作，既保障了普查进度，也为学生们提供了实践平台。为提高普查质量，除积极派员参加国家文物局、市文物局普查办举办的各类相关培训之外，还多次组织院内外专家就普查涉及到的专业知识举办讲座，有力提高了普查队员的专业素质，确保普查登录数据准确，描述详实。
经过近十个月的普查工作，迄今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共完成5707件（套）文物标本的基本信息采集、登记填表工作，其中包括石质及其他类392、陶瓷类4637、金属类678件（套）；完成300件（套）文物标本的影像
工作，拍摄照片950张。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不仅仅满足于完成普查任务，而是希望通过可移动文物普查，积极加强普查成果保管利用，探索改变传统文物资料保管利用新模式。实现考古机构出土文物统一保管，全面掌握单位文物资源动态现状；集中监控，利用科技手段加强文物保护及时开展；畅通信息渠道，实现内部资源互通与研究利用。为全国文博专业机构文物资料保管与利用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与实践经验。
过去考古机构的文物标本往往分散掌握在考古领队的工地上，保管条件差，保管手段落后，文物易丢失、损坏。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建立保管部，参照博物馆藏品管理标准，并严格执行《考古发掘管理办法》要求，将出土文物及原始资料、档案作为整体纳入管理范围，统一保管。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开展对于实现这一目标无疑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今后可以及时将各工地出土文物集中起来，便于统一改善文物保存设施设备，保障文物安全。同时通过文物登记建档，建立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文物资源信息系统和管理平台，实现对院藏文物的标准化、动态化管理，实现文物实时观察、及时处理。
统一保管有助于提高文物前置性保护手段介入，加强文物管控能力。科学普查、全面建档，建立文物资源信息系统和管理平台，能够做到及时更新文物动态信息，可以帮助文物管理人员及时汇总文物保存现状，及时与文物保护人员合作，实现文物问题早发现早处理。全面掌握、统计分析和评价文物资源情况能够为专业人员查询和利用文物资料提供很大便利。
传统考古单位在报告编写出版之前对出土文物的利用效率很低。文物集中保管、科学普查、建立网络管理平台，能够让文物资料在局部范围内开放信息、同步利用，有助于提高文物资料利用效率，提高整体研究水平。而且，随着文物标本管理系统的逐步成熟和经验带动，可以实现文化遗产保护资料管理系统建立，实现基础工作资料的开放利用。改变考古单位传统的文化遗产资料利用观念，缩短文化遗产发现-保护-利用工作流程。
过去各单位的文物管理系统是密封型的，通过普查规范化各机构的文物管理系统，通过网络实现资料汇总，有助于全面掌握社会国有文物资源，拓展文物利用途径，逐步建立对社会提供服务的开放平台，促进文化产品开发，提升社会服务品质，丰富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实现文化遗产的社会教育功能，让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
博物馆的可移动文物普查
夏伙根
相对于其他国有单位来说，博物馆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开展起来要顺利很多，这一是由于博物馆本身就是文物的专业收藏和研究单位，拥有大量训练有素的文博专业人员，具备人才优势；二是因为国家文物局近年来开展的“文物调查和数据建设”项目登记了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的基本信息，在这个过程中，相关人员积累了一定的文物普查工作经验。同时，博物馆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任务又是最繁重的，因为博物馆收藏的文物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相当庞大。国内大型博物馆的文物数量都是数以十万计，有的甚至达百万以上，如笔者工作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就多达18万件，约占重庆市可移动文物总量的四分之一，在五年时间内要对数十万件文物进行普查登记，其任务之重可想而知。虽然时间紧、任务重，我们按照科学的工作
做好前期规划和准备，在具体实施中有条不紊的推进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工作进度，仍然有信心能按时并高质量的完成普查任务。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大致要经历这样一个工作流程：成立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普查工作方案→组建普查队伍→组织人员培训→进行文物信息采集和登录→上报文物信息数据→查遗补缺→公布普查成果，其中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对文物信息进行采集和登录。根据《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手册》的要求，本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登录的主要内容包括文物基本信息、附录信息、影像信息、收藏单位情况等四部分，而文物基本信息包括收藏单位、总登记号（或辅助账号）、文物名称、年代、质地类别、类别、数量、尺寸、质量、级别、来源方式、完残程度、保存状态、入库时间和照片等，这些内容就是我们普查的重点所在。
博物馆的藏品包括已登记入账和未登记入账两部分，这里的“账”是指文物总账。一般来说，已登记入账的文物数量比较清楚，每件文物的基本信息也比较齐全。但由于各种原因，不同程度的存在实物、账、卡不符，重号、空号，以及名称、年代等信息不准确或缺失等问题，普查过程中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逐一整理并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解决。除此之外，对于已登记入账文物来说，影像信息的采集是最主要也是最艰巨的任务，因为除了珍贵文物外，绝大多数的一般文物都没有照片，而这部分文物在藏品总量中又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于文物具有材质多样、形态复杂、价值重大等特性，文物摄影相较于一般摄影来说有其特殊的要求，因此拍摄进度普遍较慢。以我馆目前正在开展的刺绣（服饰）类文物的影像信息采集工作为例，三人一组的工作团队（一人摄影，两人准备文物）每天能拍摄的文物不超过20件（套），拍摄进度受限于以下因素：第一，为了避免采集的文物影像变形，工作人员必须尽可能的将对象垂直悬挂在背景墙上，再对其进行正反面的拍摄，这个过程会非常耗时；第二，有的文物并不适合悬挂，或者悬挂拍摄的影像会产生变形、变色、局部不自然等情况，需要随时停顿工作，以便调整文物的形态和照相机的高度或光源；第三，对部分残缺或破损严重文物的小心整理亦会延缓拍摄进度；第四，大部分刺绣（服饰）文物，特别是轻、薄材质类衣服（如纱、麻、棉等）由于年代久远产生了严重的折皱、折痕，为了保证影像信息的完整，需要花大量时间对其进行形态整理。普查工作中会面临许多不可预见的困难，不断考验着工作人员的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我们应在具体工作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方法，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使普查任务能顺利圆满的完成。
相比而言，未登记入账藏品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国内博物馆一般都有一定数量的未登记入账藏品，如我馆就有8万多件，除去少量属于新近接收还未登记的范畴，绝大部分均是过去认为没有达到文物级别而未纳入文物管理序列的藏品，这根源于过去和当下对文物概念认识的差异。针对此类藏品的普查工作就更为琐碎和繁重，仅是全面整理、分类、登记和编目就要耗费大量时间，但这是一个对博物馆而言很有意义的工作，整理的过程亦是对此类藏品重新摸底、梳理和再认识的契机。我馆在可移动文物普查的过程中，针对数量众多的未登记入账藏品进行了整理，不断探索着丰富馆藏文物类别的道路。以钱币普查为例，这是一个异常繁琐枯燥的工作，我们在普查过程中遇到了大量的重复品，仅“开元通宝”和“五铢”的重复品就多达数万枚，需要逐枚进行清理和辨识，普查人员本着对文物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严格按照《馆藏文物登录规范》进行信息采集和登记，力图让每一枚钱币都能在馆藏文物序列中有其专属位置。
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对博物馆来说既是一次摸清家底的机会，又是一次对藏品再认识、提高业务工作水平、锻炼人才队伍的机遇，广大博物馆工作者在深感任务之繁重的同时，亦觉责任之重大。在笔者看来，这仅仅是一个庞大的“永不落幕”的系统工程的开始。（本文摄影 申 林）
古籍图书受关注 文物且看旧篇章
——重庆市聚奎中学古籍纪事
何世忠 吴平源
在距离历史文化名镇——白沙镇3公里的黑石山上有一所重庆市级重点中学——重庆市聚奎中学校。它既是一所全国绿色学校，也是全国唯一一所国家AAA级风景区中学。这里以古树、白鹭和黑石三大奇观而为人称道：校园内有大小黑石五百多嶟，国家一、二级保护树近200株，每年栖息的白鹭上万只。2014年4月12日，重庆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工作人员来到了这里。吸引他们的不是这里优美独特的自然环境，也不是正在实施的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的新课程改革项目——翻转课堂，而是学校里存放的大量可移动文物——古籍。
4月12日起，学校图书管理人员在江津区文管所普查人员的协助下，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对学校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再一次进行目录梳理。经过这次普查，聚奎中学图书馆收藏的1889年版的《古今图书集成》2套、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毛边线印刷版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刻印于清乾隆时期的《汉魏丛书》和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等上万册古籍被确认为可移动文物，开始进入公众视线，被文物专家们誉为“可移动文物普查的重大发现”。随后经过众多媒体的宣传报道，这些古籍图书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引起了上级主管部门和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重庆文理学院研究古籍的杨钊教授说：“聚奎收藏的部分古籍有的至今已有250多年，少数有可能在全国都是孤本。”
聚奎的古籍因何而来，又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
据悉，重庆市聚奎中学是一所百年名校，其办学至今已有144年的悠久历史。在聚奎办学史上经历过义塾、书院、学堂和学校各个办学时期，堪称近代教育史的一个缩影。自聚奎书院开办以来，就十分注重藏书，初期多收藏经、史古籍，现存其中一套《古今图书集成》就是这一时期由聚奎办学人后裔邓鹤年捐赠收藏的。1925年，书院改为学堂，更加注重藏书，到1936年时，学校有古籍12000余册。1966年，“文革”开始时，学校收藏古籍已有15000余册。这些古籍大多由校友捐款购买后赠给学校，少数由学校购买后收藏。
因为历代教师注重古籍的收藏和保护，虽然经历过“文革”的浩劫，聚奎中学图书馆仍收藏有古籍49181卷11046册。“文革”以后，学校多次组织人力对古籍进行整理。其中，以1981年的清理最为全面。当时学校工作已全面步入正轨，学校专门聘请退休校友古万全清理古籍。古万全老师经过四年的努力，对学校古籍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装订和编号。其后，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聂荣贵知道学校的藏书后，指示地委“采取措施解决”。于是由政府拨款114500元，建成了面积876平方米的三层图书馆。
据悉，聚奎中学将在近期对学校图书馆进行修缮，进一步改善古籍存放的环境，同时学校正在积极争取上级文物管理等部门的支持，以期增加保存古籍的硬件设施，使这些珍贵的古籍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2014年6月13日10版)
转自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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