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之巨擘”陈仲子
先秦的全国文化中心，春秋时代在，战国时代在临淄。临淄的稷下学宫聚集着天下名士，成为百家争鸣的论坛。陈仲子就是其中一位著名而特异的思想家，被称为“於陵学派”。荀子把陈仲子列为战国时期六大学派之一，孟子曾称赞：“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
陈仲（约公元前347——前262年），字子终，又名於陵子，出身贵族世家，自幼博览群书，立志整顿社会与世风。19岁讲学于稷下学宫。抨击贵族阶层的骄奢淫逸，谋权夺利，鱼肉百姓。22岁，与身为齐国大夫的兄戴思想矛盾加剧，毅然避兄离母，自食其力。24岁，齐威王聘他为大夫，他坚辞不就。尔后，楚王两次派使者重金聘他为宰相，他断然拒绝，与妻子逃往长白山隐居，为人灌园。30岁，撰写《於陵子》12篇，流传于世。从此，隐居授徒，直至终老于长白山中。历史的主流意识形态把他定位为“廉士”与“隐士”。其实，他是一位矛头直指私有制及其观念的伟大思想家，又是一位与私有观念决裂的廉洁自律的斗士，封建贵族的叛逆者。陈仲子一生言与行决绝而出格，因此难以为世俗所容。两千年来，陈仲子的思想形象，被封建主流意识形态所扭曲所掩埋，以致不彰明于史册。然而，千万民众却以无字之碑的民间传说，世世代代塑造着、颂扬着这位思想崇高的巨人。原长山城内有陈仲子祠与墓，长白山中有陈仲子隐居处。尔后，从范仲淹“画粥断齑"“窖金”和孙少府因修桥未成而自刎的历史人物典故中，我们不难看出陈仲子思想基因的面影。陈仲子的社会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人没有私欲，没有欺诈与压迫，大家共同享受着大自然的赐与，人与人之间平等和睦相处。很显然，这是中国上古尧舜时代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图腾形象，时至战国已属空想。然而，他的思想有其独特的深刻性、批判性，对整个人类思想史有其独特的警示性，对人类未来的发展进程必将产生某种前瞻性的启示。
——出自《解读邹平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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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再造”的伏生
伏生，名胜，字子贱，秦时济南郡邹平人。自幼嗜古好学，相传10岁时就攻读《尚书》，年长后选为儒学博士。秦始皇崇尚武力，以苛刑峻法治国。公元前213年，采纳李斯建议，下焚书令，熊熊大火毁灭了千年典籍，先秦文化遭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此时，伏生冒杀头之罪，将《尚书》等经书藏于墙壁间，逃亡异乡。刘邦平定天下后，伏生返回故里，壁藏的《尚书》，虫蛀水湿，损坏过半，只剩下28篇，由于他对《尚书》研读最专，章句记忆犹清，他便将残书一一抄录整理，便在家以《尚书》授徒，有济南张生、千乘（今高苑）欧阳生等前来学习，一时誉满齐鲁。汉朝接受秦之教训，决定文治天下，以德治国。汉文帝时，征求天下能治《尚书》者，至国所无。后闻邹平有一伏生，诏命晋京，伏生年逾九十，难以行走，于是派太常掌故晁错亲临邹平学习《尚书》。伏生年迈体衰，口齿不清，便由女儿羲娥转述。晁错得《尚书》28篇，全用汉隶写出，即《今文尚书》。伏生在此之前居家授徒时，其弟子将他的讲义记录下来，成为《尚书大传》一书。尔后在孔子故宅墙壁得《古文尚书》、对照今文，无今文佐证的16篇，无人能识读，谓之“逸书”。故，史家评曰：“汉无欣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能晓其义。”故史家高度赞誉伏生为“尚书再造”。伏生被追封为乘氏伯，尊为圣人，进文庙，享受万民祭祀。其后裔，世袭五经博士。
尚，上也；书，史也，《尚书》即上古之史书。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其内容上起氏族社会的唐尧，下至春秋战国时的秦穆公，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原为百篇。传到今天的，以伏生《今文尚书》为主，共计58篇。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和史迹汇编。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奠基史书，也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其中的《禹贡》篇，是我国最早的地理志，奠定了中国版图幅员辽阔的基本框架。可以这样说，《尚书》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时空定位之书。伏生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在邹平一带传经授徒，兴起了秦汉之际邹平崇文重教的第一次高潮，波及齐鲁，名重天下，成为邹平文明的早期文化基因，影响两千余年。韩店镇苏家村西原有伏生祠，魏桥寄驾冢村西北原有伏生墓，牌坊大门有“尚书再造”的金字匾额。邹平原有伏生书院，曾设伏生乡。
——出自《解读邹平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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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伏 生 济南人，名胜。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授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鲁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为博士，而伏生孙亦以治《尚书》，征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宋咸平三年，追封伏生为乘氏伯，从祀庙廷。
——出自《齐東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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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夫子墓考 清举人 成瓘 邹平
《水经》漯水又东迳汉征君伏生墓南，注云：碑碣尚存。按《汉书》儒林传，伏生济南人也。张宴注：张宴汉末人碑云：伏生名胜，然则道元所云尚存者，，殆即张晏所据以注《汉书》之碑，与作《水经》者，以汉人指汉人墓；注汉书者，以汉人考汉人碑。以碑证，墓在漯水之北，朝阳之东无疑。是言征君墓者，证诸汉人之书，巳确乎其有据也。郦氏去汉未久，其父子又佐慕容白曜，经界三齐，功既定，复梁世久官于此。吾东山水乡，邑多身历之。其所云碑碣尚存者，是目验得之，故为此征实之辞，益可知在漯水北朝阳东无疑矣。是言征君墓者，证诸北魏人之书，又确乎其有据也。古言征君墓者，唯云在朝阳城东而已。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出，始举其里数之详。记云：伏生冢在朝阳城东五里，是征君墓在宋太平兴国时，尚可如此确指，必当年祠宇或汉碑或唐人表彰古迹之碑，犹有存者。不然，乐氏何据而如此凿凿言之邪。李石续《博物志》亦言，漯水有伏征君墓，李石亦宋人言征君墓者，两证诸宋人之书，又确乎其有据也。于钦《齐乘》云：伏生名胜，墓在朝阳故城东五里。于氏青州益都人，又元初世祖时人，去宋未远，征君之墓未伪，故能指实言之。言征君墓者，证诸元初人之书，又确乎其有据也。壬戌八月，自魏王城循千秋岭河岸东行，果遇一大丘，曰寄驾冢。南望千秋岭，不盈半里，与《水经》漯水迳其墓南语合，可信为征君墓者一也。西至东朝阳不盈不绌，恰符五里，与《寰宇记》《齐乘》语又合，可信为征君墓者二也。《水经》济水又东迳邹平县故城北，由冢东望，汉邹平古城之在孙镇者，方向及川渠并合，可信为征君墓者三也。冢北广南狭，如古马鬣封之制。附冢有方台，广数亩，在冢东南台中，时有古瓦，又如古享堂之制。征君在汉时尊为先师，据郑康成礼注故其墓制享堂，制亦似仿曲阜之制而为之，可信为征君墓者四也。冢西南五里有甜水庄，古云皇辛庄，详其文字，当是皇亲庄之讹。伏氏在汉时，世受侯爵，为显官。男尚公主，女为贵人，为皇后。虽久徙居东武，而祖墓在此，岂无居而守墓者。若是则皇亲庄之流传，果有所自矣。可信为征君墓者五也。
冢上有碧霞元君祠，寄驾之名取此。盖谓元君寄驾于此冢上云尔。今祠已半废，祠中有万历间重修碑云，地为会仙乡，按此则是邹平故地，明时割人齐东县境者。
魏王城近处多有古冢。城中之天子墓，巳详于前东朝阳城下矣。东北有皇后冢，其冢附城不知谁墓。殆因天子墓而附会此名者。城北稍远，又有脱鞋冢，城东南稍远，又有皇姑冢。亦疑因皇后等名而附会之也。城外诸家疑是汉朝阳后华氏冢。诸冢与《水经》、《寰宇记》所言，道里方向，皆不符，必非征君墓；与诸书符者，唯寄驾冢。而冢东南独有享堂一所，诸冢皆无之。故于寄驾冢疑为征君丘垄击。
冢东南方台，即附冢，而筑者凡三重。北重最高，中重少高，末重最卑。较之冢前平地犹高。今工部尺五六尺许。台中多古砖黑坚如石。古瓦皆厚及工部尺一寸许。取而验之，决非近代物，倘此果是享堂旧基，土中岂无钟鼎瓦当之属，而张晏所据之汉碑，亦安知不在此中耶。
——出自《齐東縣志》
第365-367页
东方人格形象的典范范仲淹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范仲淹（989--1052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卓然业绩和圣贤境界而彪炳青史，垂范千古。他历经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出将入相，宦迹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所到之处，殚精竭虑为民众办好事，办实事，黎民为之画像立生祠。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谏言献策，兴利除弊，倡办学校，育人荐贤，为民请命，不畏权贵。三遭贬黜，矢志不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人，乐善好施；对己，节俭自律；忧国忧民，一以贯之。他精通易经，终生坚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哲学，主持了“庆历新政”，成为尔后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先行者，在北宋“积贫积弱”的时代回音璧上，犹如一声惊雷，振聋发聩，不同凡响。当他病逝徐州，皇帝辍朝，“中外士大夫骇然相吊以泣，至于岩壑处逸，无不痛惜之”，“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好友韩琦，几天不思饮食，赞他“前不愧古人，后可师来哲”，金代元遗山评价说“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又孔子所称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宋元明清以来，皆称颂为“第一人”。范仲淹的一生，达到了中国封建士大夫民本思想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堪为楷模。他一生的贡献是全方位的，立体的，无论政治军事，无论民族外交，无论文化教育，无论道德文章，都闪烁着儒家追求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灿烂光辉。迄今为止，是汉文化圈内共同敬仰的唯一不争的先贤圣哲。如果说孙武是东方智慧的代表，范仲淹则是东方人格形象的典范。范仲淹的人格形象不仅是华夏文明的精髓，也是未来世界人文基座的宝贵遗产。
范仲淹祖籍苏州吴县，生于徐州，长于邹平，卒于徐州，葬于河南伊川。他自称“长白一寒儒：”，自言“少长北地”。范仲淹从四岁到二十三岁的青少年时代，先后十八年，是邹平这方陈仲子、伏生、田敏等儒学大师耕耘过的文化沃土哺育了他，滋养了他，奠定了他非凡的人生事业的思想基础。至于吴县，他既未生于斯，也未长于斯，仅是做官后住过短暂时间。按宗法观念，复姓归宗，只说明范仲淹与吴县范氏的血缘关系。今天，无论吴县与邹平，都不应墨守和讳言封建礼法观念的影响，故意回避历史真实，理应跳出封建礼教的藩篱，还历史以真面目。一千多年来，如何看待范仲淹随母改嫁一事，成为检验人们思想观念是否公正的试金石。仲淹生母谢氏不是范墉的原配，而是继配；改嫁朱文翰，也是继配，而非原配。原吴县范氏和长山朱氏某些人及社会舆论的岐视排斥，这是历史的真实，这也正是激励范仲淹自立自强、奋发有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范仲淹在邹平成才的基础条件有二：其一，邹平，崇文重教的沃土；其二，范仲淹自强不息的精神。范仲淹特殊身世，在世俗逆境中崛起于天下，这正是范仲淹人格魅力所在。
范仲淹在吴县，首建范氏义庄，无论亲疏，赡养范氏宗族；在长山，赠朱氏继父太常博士，朱氏子弟以荫补官者三人，并购置义田四顷三十亩，赡养朱氏一族。而自立茔地与门户于伊川。范仲淹之处事，慈善仁爱为本，真可谓宽厚磊落，肝胆照人。时至今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应当堂堂正正地做出如下结论：邹平县乃是范仲淹的真正故乡，“范公故里”之碑当立于长山镇。一切因袭旧县志封建宗法观念的“流寓”之类文字，应当休矣！
——出自《解读邹平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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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历代名人与长白山
长白山得天独厚，物华天宝，优山灵地，造就培育出了成千上万的杰出人才。
陈仲子、王薄、段成式、范仲淹、张临、顾炎武、张实居、马骕、王士禛、蒲松龄、成瓘、王兆曾、梁漱溟等，在邹平的文化历史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而这些著名的人物无不与长白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今仅撷取几位最主要的历史名人，揭开他与长白山的密切关系。
一、范仲淹与长白山
范仲淹是宋朝时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是中国历代崇仰的一代伟人。他的幼年及青少年时代却是在在长白山中度过的，他与山东长白山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范仲淹两岁丧父，随母改嫁来到长山县，改名朱说。范仲淹在长山朱家接受了完整而系统的儒学教育，十五岁便考中秀才，学识出类拔萃、志向卓拔超群。范仲淹喜欢和同伴们经常到长白山游玩，长白山的景色和浓厚的人文积淀深深地吸引了他，长白山宽阔的胸怀接纳了他，他在长白山中得到了人生最大的快乐。
一天，他到长白山中寺里的神象前祈祷，占卜未来前途。他取出一枚铜钱，心中默默祝祷：“他日若能得相位，请让花面向上。”祷罢，闭目将铜钱向空中一抛。待铜钱落地，范仲淹走近一看，铜钱字面朝上。范仲淹接着拾起铜钱，又祝祷说：“如不能得相位，我愿意做个名医，请让铜钱字面朝上。”说罢又闭目一抛，铜钱结果是花面向上。范仲淹一声长叹：“一个人如不能为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不是大丈夫所为。”同伴们知道他去求神祈愿的情况，对他说：“大丈夫立志于相位，理所当然。难道做九流中的医生，你也愿意吗？”范仲淹回答说：“大丈夫有志于社会，设身处地考虑天下老百姓的冷暖饥饱，只有当了丞相才能做到。既然我不能当丞相，但愿能做个好医生，上可以治疗皇帝的疾病，下可以疗救万民，这有什么不好呢？”他的同伴们听了，对他更加钦佩。
范仲淹聪慧好学，县学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为此，他拜辞母亲，来到长白山中，拜醴泉寺主持慧通为师，读书寺中。慧通知识渊博，学富五车，每日诵经之余，便为范仲淹讲书释易。范仲淹得到这一僻静的学习环境，又得一好老师，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整日刻苦攻读，不耻下问，知识大增，慧通见范仲淹聪明绝顶，也非常喜欢他，不但精心教他学习，生活上也处处周济他。
醴泉寺地处深山之中，寺中生活非常清苦。范仲淹在这个远离尘嚣的净土之地艰苦地度过了三年的读书生涯。他经常每晚煮少许米粥，盛在碗里，冷却后划成 4 块，早晚各食两块。没有咸菜，便去山上挖些野韭菜，切碎后拌上盐吃。这就是广为流传的“划粥断齑”的故事。慧通法师感念其贫苦仍笃志于学，经常赠以米面饼子接济他。还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尽力传授给他，使范仲淹在刻苦自学之余又平增了许多知识。
醴泉寺南边山里，有一片幽寂的山林，在峪的尽头，有一个可容十几个人坐下的山洞。范仲淹为逃避寺院中钟响罄鸣的喧嚣，经常只身一人来到离寺五六里的山洞中读书。听到寺中吃饭的钟响了，他再跑下山去吃饭。有时读书入迷，经常误了吃饭。一些爱搞恶作剧的小和尚们故意捉弄他，等开过饭后，再敲吃饭钟，范仲淹跑下山来，只好吃点剩饭或饿肚子。时间长了，大家见范仲淹根本不以为然，很受感动，也就不忍心去捉弄他了，相反地还处处关照他。
关于范仲淹在醴泉寺读书留下了许多优美的传说，其中著名的就是“窖金捐僧”的故事。醴泉寺中生活清苦，慧通和尚每日省出一个粗米饼子接济给他。范仲淹舍不得吃，只留作晚上学习到深夜时，肚子饿了再吃。一天深夜，他突然看见一只黄色的小老鼠，进屋叼起饼子，跑到院中老荆树底下不见了。范仲淹追出去，见有一个鼠洞，找来铁锹将鼠洞刨开。只见下面有一个坛子，盛着满满的黄澄澄的金子。范仲淹十分惊讶，他想到“意外之财不可取”的古训，仍原封不动地盖上石板，复土如初。第二天晚上，范仲淹又见一只小白老鼠进屋，叼起饼子跑出屋去，在老荆树下不见了。范仲淹结果在荆树西边，又发现了一块石板盖着的一坛白花花的银子，他仍然丝毫未动埋了起来。从此，他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时间久了，也把这事忘到脑后去了。
多年以后，醴泉寺不幸遭遇火灾，损失严重。慧通和尚已年近古稀，不愿看到寺院毁于自己之手，便欲修葺。苦于寺院积蓄甚微，一时想到了曾在醴泉寺读过书、现任延州御边统帅的范仲淹，便派人去延州向范仲淹求援，这离范仲淹在寺读书时已经30多年了。范仲淹虽为高官，但是一生清廉，积蓄甚少。他安排设筵款待寺中来人，诉说离寺别情，询问寺院毁于火的情况，并安排人陪来僧游玩，但就是不提资助之事。僧人见范仲淹每日军务忙碌，提出告辞。范仲淹送上一包上好的茶叶。僧人回到寺中，如实相告。慧通见僧人空手而归，心中十分不快，遂将茶叶扔在一边。
过了几天，邹平知县前来醴泉寺，询问寺之修复之事。慧通和尚说起派人去向范仲淹求援之事，便拿出茶叶。知县打开茶叶一看，包茶的纸上写有一首五言诗：“荆东一池金，荆西一池银，一半修寺院，一半济僧人”。慧通与知县思付再三，想到寺中确有一棵老荆树，便忙派僧人们去挖，果然在荆树东边挖出了一坛金子，在荆树西边挖出了一坛银子。慧通方才恍然大悟，原先的不满之情早已烟消云散，对范仲淹不贪财货、密复不取的高风亮节又平添了几分敬意。慧通按信中的嘱托，用所掘金银，将寺院修葺一新，醴泉寺得以再兴。
功夫不负苦心人，长白山中的苦读，使范仲淹知识倍增。此后，他又去南京（今商丘）的应天书院就读，终于于大中祥符八年考中进士。从此为知县，为知府，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政绩。后任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长白山培育他的“先忧后乐”的伟大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千秋传颂的道德规范。
范仲淹对长白山一直念念不忘，并把长山作为自己的故乡。他晚年知青州，路过长山，大礼参拜家乡父老，并作《留别乡人》诗：“长白一寒儒，荣归三纪余。百花春满路，二麦雨随车。鼓吹罗前部，烟霞指旧庐。乡人莫相羡，教子苦诗书。”对长白山寄予了深深的眷恋和对长山乡亲们的感激之情。邹平人们也对范仲淹怀有深厚的感情，历代修祠祭祀，倍加崇敬。
——出自《邹平区域文化通览》
第307-310页
古代世界数学泰斗刘徽
我国数学史上有一部堪与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媲美的数学专著，这就是被尊为算经之首的《九章算术》，它集先秦至西汉我国数学知识之大成，包括近百条抽象公式、解法，246个应用题，分属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然而，它没有任何数学概念的定义，也没有任何推导和证明。三国时期，魏景元四年（263年），刘徽给《九章算术》作注十卷，其中自撰自注的第十卷，后称为《海岛算经》。刘徽全面论证了“九章”中所有的公式及解法，修正了某些失误，并引入了极限概念，使中国古代数学系统化、理论化。《九章算术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刘徽是中国古代数学理论体系当之无愧的奠基者。
刘徽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是将无穷小分割思想用于数学证明，即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把极限思想用于数学证明。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求圆周率的正确方法，算出π的近似值3.1416。后来祖冲之使用刘徽的方法，算出π的近似值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长期领先于世界各民族。刘徽成功地用无穷小分割解决了四面体体积，建立了自己的体积理论，这说明他在三世纪就已经着手解决现代数学泰斗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所考虑的问题。刘徽数学体系还体现了代数与几何统一的特点，这也是近代数学中变量数学产生发展的契机。
刘徽及其《九章算术注》，为中国古代数学领先世界1500年奠定了基础，他独特的数学体系，不仅对东方数学，而且对整个世界数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九章算术注》所蕴含的算法及程序化思想，仍给当代数学家以巨大启迪。数学院士吴文俊近年在机械化证明方面领先世界，他自言：“主要受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他指出：“《九章算术注》所蕴含的思想影响，必将日益显著，在下一世纪中凌驾于《原本》思想体系之上，不仅不无可能，甚至说是殆成定局，本人认为也绝非过甚妄测之辞。”
刘徽生平不详，数学史专家现代最新考证成果：刘徽是魏晋之际邹平人。依据邹平的地脉与文脉分析，刘徽的故里当在今韩店镇境内。
——出自《解读邹平丛稿》
第7-8页
五代儒学宗师田敏
田敏（880—971年），五代时期邹平人。少通春秋，笃于经学。后梁贞明年间登科，在梁唐晋汉周五朝，历任国子博士、司业、祭酒、太常博士、弘文官学士、太常卿等文教职务。后唐时，奉诏与太常卿刘岳删定唐朝郑余庆的《书仪》。五代以前，书籍多为手写刀刻，辗转相抄，因此错讹甚多，文字极不统一。隋唐以来，科举取士，儒家经典不统一，造成极大困难。长兴三年（932年），朝廷任命田敏为详勘官，与马镐等经学大师一起校勘太学“九经”（九部儒家经典，即《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连同《易》、《书》、《诗》，叫“九经”），更正错讹，雕版印刷，广颁天下，统一全国经典文字。历经 22 年，终成一代宏业。后周周世宗褒扬田敏“详明礼乐，博涉典坟，为儒学之宗师，乃荐绅之仪表。”
我国的印刷书籍，首先是在五代通行的，田敏是印刷流传儒书的积极参加者和乐助者，这是田敏的又一文化贡献。《宋史·儒林传》记载：“敏常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经书遗高从诲。从诲答曰：‘祭酒所贻书，仆但能识孝经耳。’敏曰：“读书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如诸侯章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时从诲兵败于郢，故敏以此讽之。”由此也可见田敏的处世方略。
田敏于显德五年（958年）告老还乡，在邹平居住，他“体强少疾，徒步往来闾巷不以杖，每日亲授诸子经”。他卒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享年92岁。晚年他在邹平讲学12 年，极大地推动了邹平一带学风的勃兴。山东地区，在北宋初期，则是儒学滋长的基地之一，也是宋明理学的发源地之一。与田敏同时，历城人田诰在章丘明水讲学，使山东齐州与青州之间的学风异常兴盛。田敏与田诰等人，是宋初在山东开讲学之风的先行者。尔后，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范仲淹的崛起，是由于青年时代在邹平醋泉寺读书有成，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也就不难理解了。
——出自《解读邹平丛稿》
第9-10页
世界鸽学开创者张万钟
明末邹平人张万钟（1600--1644年）撰写《鸽经》，掀开了世界鸟类学乃至生物学研究史上崭新的一页，具有世界性的开创意义。
国际生物学界一致断言：德国人奈什尔1780 年写成的《鸽书》是世界第一本关于鸽子的专著；法国人包依塔和考比尔1873年对122个鸽子品种的记述，则被达尔文尊为世界鸽学研究的“真正开始”。殊不知，《鸽经》比奈什尔要早 140余年，比包依塔和考比尔的研究成果要早230 多年。《鸽经》才是世界鸽学专著当之无愧的真正开端。
张万钟撰写《鸽经》，据史家研究当在1638年前，1697年由王璋与张潮合编《檀几丛书》二集收入其中，刻印面世。《鸽经》具有令人叹服的科学性。全书共有论鸽、花色、飞放、翻跳、典故、赋诗等六篇。它对鸽子品种辨析的依据、方法，与现代物种分类法惊人地吻合。它辨析涉及的品种 170个之多，比达尔文当年预计的150种要多。这在鸽类研究史上，也是鸟类学乃至生物学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开创。
《鸽经》在鸽类的饲养管理、疾病治疗、病理探索诸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科学见解。另外，对鸽子不同习性的细致观察和巧妙利用，也给人以智慧的启迪。譬如，鸽子大多在寒夜安睡不动，易患麻痹症。但有一种夜游鸽却是白天睡觉，夜晚运动不停。鸽棚中养一只夜游鸽，可使整棚鸽子不患麻痹症。这与现代人才学中的“鲶鱼效应”，原理相同。假如《鸽经》早传向世界，“鲶鱼效应”大抵要改称为“夜游鸽效应”。
《鸽经》对于研究我国养鸽用鸽的历史，探索文人骚客与鸽的关系，具有珍贵的文化学术价值。
张万钟以抗清斗争而享名，唯独其《鸽经》长久淹没而不彰显于世，历史一大憾事也。今日邹平，理应为这一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唱响奏鸣曲。
——出自《解读邹平丛稿》
第12-13页
训诂学家成瓘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汉学”大盛，群星灿烂，宏扬华夏文明，贡献卓著，史称“乾隆学派”。邹平人成瓘即为著名学者之一。
成瓘（1763-1842年），字肃中，号篛园。他生于官宦书香门第，自幼苦读，博学强记，富有卷轴，故能为金石千声、云霞万色之文。他常言：“人当抗心古籍，别有以自立。”嘉庆六年举人，会试不第，自愧负先人之望，因自号“篛园”，潜心著述。主要贡献在于经籍的训诂考据，也即语言文字学。著有《篛园日札》八卷，对《易》、《书》、《礼》、《诗》、《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礼》及《四书》诸经籍，《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诸史书，掇漏刊误，辨伪存真，创见颇多。他的至交俞正燮认为他在《尚书》研究方面的见解，可以补正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的缺失；他对古漯渠、洚水、枯渠及黄河古道的考证，可以补正胡渭《禹贡锥指》的阙失。其中的晚年力作《石鼓辨证》，把石鼓文产生的年代推定在北魏太平真君四年二月，一时名扬四海，诸多学子纷纷奔其门下，俞正燮赞曰：“阁下一言胜马生（定国）万余言矣。”
成瓘还精于算术，对《周髀算经》及汉代尺度权量都有精当的研究阐述。对医学也有涉猎，著有《篛园医说》。此外，手辑《成氏丛书》《续札二册》、《余札二册》等。
成瓘一生涉猎甚广，贡献多多。曾续修嘉庆《邹平县志》，主编道光《济南府志》。晚年将修志馆金、束修之半，扩修玉泉义学，勃兴清代邹平崇文重教的又一次沫泗之风。“我辈只讨心与义两无愧耳”，心地澄明，寄希望于后来人，故晚年自号“古稀迁叟”。唐李庵今存四通碑文，各有所长，唯独成瓘所撰碑文，慧眼指点庵寺之文脉，哲思绵长，“倘亦有读书奋发其间，淑先达之流风与”！笔者仰慕先贤，敬题楹联曰：
杏花红叶序纪春秋古刹蓄文脉，
白石清泉润含风雨善念启人间。
——出自《解读邹平丛稿》
第15-16页
段成式与《酉阳杂俎》
段成式（约803—约863年），字柯古，晚唐邹平人。其父段文昌，唐玄宗开元末曾任宰相，封邹平郡公，工诗，有文名。段成式自幼即力学苦读，博学强记，少好畋猎。其殚见洽闻，为时人所叹服，自言：“成式以君子耻一物不知”，故他的博闻在唐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成式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吉州、处州、江州刺史，直至太常少卿。成式为官期间，曾为故里修七孔拱桥，架通南北之路。乡人为记段氏功德，遂将相邻的段、加、马、乔四村改名为“段桥”，并刊石立碑。
在中国文学史上，段成式以笔记小说而著称。他所著《酉阳杂俎》20卷，《续集》10卷，以内容广博而蜚声中外，凡神道仙佛、天文地理、文化艺术、风俗民情、动植货殖、奇闻逸事、上天下地、古今中外，几乎无所不载。既保存了南北朝至唐代的许多有价值的珍贵史料，也显示了作者写人记事的高超文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称：“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以世爱玩，与传奇并驱争先矣。”英国作家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美国学者劳费尔著《中国伊朗编》，都多处援引了《酉阳杂俎》的材料。此书对山东的地理风情、神话传说也多有记载，如高苑鱼津、历城莲子湖（今大明湖）、历城魏明寺韩公碑，历山、玉函山等传说。
另外，段成式的诗文也有一定成就，与温庭筠、李商隐齐名，时号“三十六”，因段、温、李三人皆排行十六，故有“三十六体”之称。三人皆为晚唐骈文之高手。研究段成式的诗文，可与其笔记小说相互参照，对全面了解唐代社会的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大有裨益。
段成式故里在今明集镇段桥村。清代邹平著名诗人张实居《长白竹枝词·十五》写道：“连年亢旱绿波消，一望平湖种麦苗。旧迹欲寻柯古里，居人遥指段家桥。”王渔洋在该词后注“段太常故里”。《玩湖顶》诗云：“更忆段桥柯古迹，夕阳一片远香红。”晚于张实居而同为张延登之孙的张尔奎，有《柯古堂诗文》四卷行于世。很显然，诗人张实居、张尔奎皆十分仰慕唐代文学家段成式，同时也佐证了段成式故里确实是邹平县明集镇段桥村。
——出自《解读邹平丛稿》
第8-9页
历史学家马骕
清朝初年，淄、邹、桓一带崛起三大文化名人。桓台有主盟诗坛的王士祯 （1634-1711），淄川有杰出的小说家蒲松龄（1640-1715），邹平有著名的历史学家马骕（1621--1673）
三星辉耀，四海瞩目。
马骕，字宛斯，号骢御，邹平孙家镇人。顺治十六年中进士，康熙六年始任淮安府推官，平反数起冤假错案，深受拥戴。后改任安徽灵璧县知县，赈济灾民，革除弊政，爱惜民力，使流民数千家返回灵璧。宛斯卒于任时，士民哀悼甚痛，要求建祠，世世奉祀。直至“文革”前，他的嫡系后裔仍珍藏着马骕病故时灵璧县赠送的万民匾和百家衣。马骕父亲早逝，与弟弟依靠祖父马九功过活。祖父为人良善，多次救济灾民，誉满乡里。宛斯自幼颖敏聪慧，博览群籍，殚精研榷，终成一代史学大师。在他短促的五十四年中，给后世留下了三部卓有建树的史学著作《左传事纬》、《绎史》、《十三代瑰书》。青年时代，攻读《左传》尤精，他将编年体例的《左传》改为纪事本末体，并佐以图表，参以外录，定名为《左传事纬》，共计 12卷，附录8卷，《四库全书总目》评其“所论有条理，图表亦考证精详”，堪称“专门之学”。尔后，马骕治史领域拓宽，资料涉及经、史、诸子，历经五载，完成历史巨著《绎史》，共160卷，记述远古至秦末之历史。对先秦名物，钩玄探微，多有新见。资料极其丰富，力图补《史记》所未备。体例上，创造了综合体的编纂方法，自成一家，时称“马三代”。顾炎武对此书极为推崇，称为“必传之作”。康熙诏命大学士张玉书亲临邹平孙家镇购《绎史》原版，珍藏内府。《十三代瑰书》是囊括西周至隋朝的重要著作175部，分25册，卷帙浩富。可惜此书未刊问世，书稿就已流失江南，现仅存该书的一半目录。
另外，马骕也是地方志专家。顺治十六年（1659年）应县令徐政之邀，主修《邹平县志》，根据嘉靖十二年的四卷本，又博采群籍，实地考察，扶坠补阙，讨核详实，改为八卷本。又经顾炎武校订，安徽宣城施闰章为之序，使《邹平县志》成为一代名志。尔后《邹平县志》，皆是在马氏县志的基础上补写改编的。马骕死后，葬于青龙山东，施闰章作墓志铭。
——出自《解读邹平丛稿》
第14-15页
末代硕儒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受聘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1922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建构起他独特的文化哲学基础，名声鹊起。他认为，中国文化过于早熟，必须回头去补西洋文化。但世界文化又面临重大转折，具有更高精神价值的中国文化必将复兴，成为未来世界文化的主流。至1927年，梁漱溟思相发生了重大转变，他“看穿了西洋把戏”，认为欧化不足法，他认为只有“老树上发新芽”，依托本土文化，走民族自救之路。他依其内圣外王的儒者性格，以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热忧，专注于乡村建设的社会改造蓝图设计。到30年代，他撰写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等一系列论著，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富有本土文化特色的社会改造体系。1931 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建运动，在邹平全面推行乡村建设实验县活动，主要内容有县政改革、乡学村学、乡村自卫、农业改良、合作事业、社会改良等，搞得红红火火，政教合一的道德理想主义王国宛如海市蜃楼般隐约可见，影响波及国内外。30 年代，在国民党政权的混乱统治下，中国大地上有两大特区：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搞起的红色根据地，成为举世瞩目的亮点；二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在山东省邹平搞起的乡村建设实验基地，成为世人注目的对比参照。孰是孰非，孰优孰劣，昨天的历史已经郑重宣言评断，无须多说。随着岁月的演进，自有后人继续评说。芦沟桥隆隆炮声中断了邹平桃花源式的乡建工程，伴随着红军长征的脚步，红色根据地走向了延安。
1937年至1946 年，梁漱溟参加动员民众全面抗战、筹组中国民主同盟、呼吁统一和民主等政治活动，但他思考的核心依旧是中国文化问题。1949 年，梁漱溟发表学术力作《中国文化要义》，认为中国是一个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社会，通过与西方文化社会结构的比较，他认为只能依据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来设计自己的民族复兴的现代之路。1950年应邀到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政协常委。1980年后出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晚年继续著述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论》《儒佛异同论》等。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认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将继续为中外学者所重视与研究。
儒家有“三不朽”之说：立功、立德、立言。纵观梁漱溟的一生，在上述三个方面，他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思想史上，属于皆有建树的大师级人物，尤其他的独立人格和慎独精神堪为一代楷模，已臻内圣外王之境，中外学者赞评为中国“末代硕儒”。邹平乡建实践的七年，是梁漱溟一生事业最辉煌的时期，他也始终把邹平作为他的第二故乡，邹平也以灵秀之地接纳了梁漱溟先生。笔者不揣浅陋，恭而题联：
上下求索救国救民道德文章壮，
中西论辨乡学乡建洙泗遗风存。
——出自《解读邹平丛稿》
第16-17页
六、梁漱溟与长白山
梁漱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致力于探索改造中国，特别是他在20 世纪30年代，以邹平为实验基地，进行了长达 7 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因此他也对邹平寄予了无限的深情。他在邹平七年，身体力行，下乡转村，了解民情，调查研究，长白山区是他经常涉足的地方，因此他与山区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友谊。
乡村建设一直坚持的工作就是下乡办乡学、村学。只要是下面每一个乡学成立开学，他都必须亲自前往参加。今天的青阳镇是当时的邹平二乡，乡学就设在长白山中的醴泉寺里。当他来到寺中，看到醴泉寺和范公祠的规模宏大，很是惊讶，但见庙宇破败，衰草凄凄，又不免感叹再三。于是梁漱溟回到研究院，马上组织实验县政府和研究院商量修复计划。并亲自捐出100块现大洋，为之倡导。在他的带动下，研究院和实验县的工作人员纷纷解囊，很快解决了资金问题，将醴泉寺修复一新，并亲书“范文正公祠”和“山高水长”两块匾额。还新盖了乡学房屋若干间，为志公碑修了碑亭。他组织乡学学员在寺南的山上植松5亩，梁漱溟亲书“范公纪念林”，立碑一通。可惜的是，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将刚修复一新的醴泉寺付之一炬，成为邹平人心中永远的伤痛。
1935年，梁漱溟在考察期间，得知青阳浒山泺积水严重，良田被淹，农民深受其害，乃研究予以疏浚清河沟。这本是一件利民的大好事，但是由于一些乡里的人，借口不直接受益，不愿承担银两和劳役，也有个别乡理事借机敛财，导致了一些民众的不满，在一些人的煽动下，聚集到县城请愿，让梁漱溟答复。梁漱溟出来，耐心劝导，讲明道理，民众始得散去，工程如期开工。为加快工程进度，梁漱溟还请韩复榘调来了工兵旅帮助，很快疏通了清河沟。工程竣工之时，正值杏花盛开，梁漱溟便将清河沟改名为杏花河。从此，几十里的浒山泺变成了万亩良田。
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梁漱溟坚持在长白山区大力植树造林，并制定了造林的三年计划。为让山区农民增加收人。还积极推行种桑养蚕，建立林业和桑蚕合作社，制定护林公约。现在山上的好多大树，就是那时栽植的。
在山区的文化建设方面，梁漱溟更是想方设法给人启迪。当他来到三乡山区深处，在走访中，得知山区的村名不是“洞”就是“窝”，其中有两个村名很不好听。一个是叫秦家沟，一个叫做郭家洞，在群众的再三要求下，梁漱溟便给他们改成了会仙村、杏林村。据说附近的聚仙村和吉祥村的名字，也是梁漱溟为他们改的。至今人们谈论起来，对梁漱溟还是赞不绝口。
——出自《邹平区域文化通览》
第315-317页
清
李化龙 字禹门，乾隆二十五年武进士，廷试二甲，授御前侍卫。旋授贵州铜仁协中军都司。后以从军滇省及征大小金川，累立战功，先后擢任贵州荔波营游击、丹江营参将、陕西靖远协副将及寿春，登州、古州、广东左翼各镇总兵。五十一年台湾叛，率兵往援。明年台湾平，以功擢署福建水师提督，五十三年，安南王黎维祈，为阮文惠所逐。化龙从两广总督孙士毅伐安南力战。渡富良江，纳黎维祈复其故位而还。寻复乱，化龙再渡富良江，过桥失足，遂淹毙。诏以阵亡议恤典谕祭葬，入昭忠祠。以事纂入国史。知县周以勋
为作列传，叙述甚详，见艺文志。
——出自《齐東縣志》
第247页
四、张实居与长白山
张实居，字宾公，号萧亭，邹平人，约出生于明末崇祯七年（1634），约卒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享年 80 岁，清代隐逸派山水诗人，有《萧亭诗选》传世。张实居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祖父张延登，明万历二十年进士，官至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北京总宪等职，父亲张万钟曾任镇江府推官，妹夫王七祯（王渔洋）为清初刑部尚书、文坛一代宗师。
虽然家族显赫，个人才识超群，但因家道中落，备受磨难，致使张实居一生隐居不仕，寄情山水，笑傲吟咏，过着一种“悠然意自得，于世我何求”的生活。因在山麓采集到鲜有的灵芝，故命寒庐为“采芝山堂”，自号“萧亭先生”。
张实居曾有出仕立业的渴望，隐居实际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南山歌二首》里他曾写到：“我为悲歌牛声哀，尔生知我王佐才”“尔牛食草当努力明朝骑尔相齐国”。 在闲云野鹤般的隐居生活背后，张实居的心态偶尔也是矛盾的。他有一个同学叫马光，是清初史学家马骕的叔伯兄弟，兄弟两人同榜考中进士，张实居对此颇有羡慕之情。他寄给马光的一首诗里就写道：“羡君富阡陌，大厦广术榱题。昔为同学友，一朝隔云泥。”在《答赵山人》中，还流露出“不独旁人笑，我心实自疑”的思想。既然自己不能选择社会，只好让自已适应内心。长白山千变万幻的奇妙景色，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他每天携酒出游，临风把盏，情感所至，信手挥洒，高声吟诵，空谷传响。
张实居是一位创作丰富、题材广泛的诗人，除了歌咏长白山风光和隐居生活的，还有许多述怀诗、田园诗、惜农诗、咏古诗、题画诗、赠答诗等，约有1000 多首。在世之时，他的诗就深受时人推崇。王渔洋与张实居过往甚密，经常赠答唱和，切磋诗艺。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张实居尚健在，王渔洋选编其诗作 500 多首，集为《萧亭诗集》六卷，桓台县令孙元衡捐俸刻印。后来，郎廷怀、刘大勤将他的《答诗问》与王渔洋、张笃庆的诗合编为《诗友传诗录》）《续录》二书，收入《四库全书》之中。
——出自《邹平区域文化通览》
第313-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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