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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尽劫波雄奇在——后母戊方鼎的流徙传奇(上)

当游客们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三楼二号中央大厅的《中国古代青铜艺术陈列》时,首先会被雄踞在展厅中央三个巨大独立展柜里的三尊大鼎的气势所震慑:两件大圆鼎分别是商周之交的子龙鼎和西周康王时的大盂鼎,它们分居左右,共同拱卫着居中的一件晚商的四足巨型大方鼎——闻名遐迩的后母戊方鼎。

这尊后母戊方鼎呈长方形,直口,方唇内倾,立耳,腹直壁,平底,下承四个粗壮柱足,足上部铸有浮雕兽首并饰弦纹三道。器腹四隅及足上兽首的鼻额中线均铸成带齿的扉棱。两只鼎耳的外侧面对称饰夔龙纹、牛头纹,二夔大张血口,口间夹一浮雕的人头,似在吞噬;耳侧面则饰鱼纹。腹外壁每面正中为长方形的素面,四周饰以兽面纹、夔纹,整器十分雄伟。鼎腹内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是商王文丁为其亡母戊所作的祭器,故以“后母戊鼎”名之(旧释作“司母戊”)。此鼎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公斤,是目前所见先秦时期最重的单件青铜容器,素有“青铜之冠”的美誉,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据研究,它是用80多块陶范组装之后一次性浑铸而成,这样大体量的青铜器铸造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由此可见商代晚期青铜冶铸技术之高超。

关于后母戊方鼎,自有许多连篇累牍的报道介绍它的雄奇瑰丽,它身上也还有许多令人饶有兴趣的未解之谜。然而本文所关注的,却是它自出土之后至落户国博之前的坎坷经历。

后母戊方鼎的出土,与当时的许多珍贵文物一样,并非出自科学发掘之手,而是来自盗掘的意外收获。不仅出土过程一波三折,大鼎出土后更险被大卸八块、身首异处,着实令人唏嘘。

自1928年10月开始,国民政府下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先后组织了15次对殷墟遗址的科学考古发掘,不仅在小屯掘得大量甲骨,还在与小屯隔河相望、位于洹北的武官村发现了晚商的王陵区,发掘出土了一批青铜重器,收获颇丰,后于1937年6月因中日关系紧张引发的时局动荡而被迫终止。武官村商代王陵区的一棵柏树下有一片坟包地,在1934——1935年间的第八、九、十三次殷墟发掘中,“曾探得这块柏树坟下会压着殷陵,但碍于习俗以及地方人士的风水观念,而未曾动土”。抗战爆发后,因为无人看管,当地盗掘之风又起,这棵老柏树惨遭砍伐,深埋在树下坟地里的珍宝亦不能幸免。

1939年3月15日,武官村村民吴希增趁春耕前无事之机,以采药为名携带探铲(洛阳铲)前往吴培文家祖坟地里探宝。当探铲打入地下十几米深处时,忽然触到一个硬物,其之坚硬竟令探铲卷刃。吴希增既奇又喜,知道探铲所触者必是宝物,便前往吴培文家,说服他一起参与挖宝。

当天夜里,两人找了七八个村民一起来到吴培文家祖坟地里,挖了一个宽二尺、长约六、七尺的长方形坑,用抓钩刨土,并在坑口架上辘轳往上吊土。忙活了两个多小时,向下挖了十三、四米深,终于见到了大鼎的轮廓。无奈由于坑口狭小,器物巨大,加之此时天色渐亮,为防走漏风声被日本人知晓,众人草草商议后不得不暂时掩埋坑口。

次日夜里继续挖宝。当地区公所得知后,特意派了两个排的兵力在距现场50米处设岗警戒。众人在头天所挖之坑的基础上进行扩方,将坑口扩至2.5米见方。挖至午夜,大鼎的雄姿终于完全展露出来:鼎口朝向东北,四足朝向西南,斜立在一坑泥水中,一只鼎耳朝上竖立。吴希增、吴培文指挥众村民用旧井绳拴住鼎耳往上拉,无奈大鼎过于沉重,百般努力之下仍纹丝不动。于是找来三条麻绳,分别拴系在鼎耳与鼎足上,众人合力将大鼎往上提拉。当大鼎距离坑口六、七米处时,麻绳突然崩断,致大鼎又跌落到坑底,前功尽废。此时又快天亮,无奈只得再次将大鼎掩埋。(供稿:武汉市金永恒黄金钱币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主要据罗宏才先生《司母戊鼎流徙的另一种视域》一文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于成龙先生的《后母戊鼎的前世今生》讲座资料采写而成,在此谨向二位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相关著作权限归上述二位先生所有,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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